我的父亲任弼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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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休庭。第二次开庭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４０天监禁。
　　１９８４年，在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我终于见到了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父亲的判决书是一份两页的英文表格，一页上印着父亲的十指指纹，另一页上填着：
　　姓名：彭德生
　　年龄：２５岁，身高５呎６吋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２９？郾１１？郾２２判决４０天
　　减刑释放　　　２９？郾１２？郾２５
　　判决后，父亲被押往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极谨慎，就是对同牢难友也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
　　这年１２月２５日，父亲被减刑释放，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至次年５月初，受中央委派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到武汉后，父亲和母亲在汉口租界的闹市租了一处门面房，开了一个个体“画像馆”，以画像师身份作掩护，开始工作。
　　父亲的画像馆还真像那么回事，四壁挂满大大小小素描人物肖像，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尘不染地夹在画架上。白天，母亲负责清扫灰尘，晚上用一块大布罩上。为了严格秘密工作，既不能让画像馆门庭若市，又必须有画像馆的形式，因此，这幅素描进行速度出奇地慢，每天添不上几笔。据说这幅未完成的作品，始终未完成，一直摆放到他们离开武汉。
　　我从未见过祖父生前的样子，但祖父头顶中式瓜皮小帽，身着旧式长衫，传神的双眼，浓黑的蚕眉和颇具特色的唇须，一直形象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这都来自悬挂在故乡屋内祖父的肖像，它是父亲小学毕业时特为祖父描摹的，形象而又逼真。儿时，祖母曾多次告诉我：这就是你爷爷，是你爸爸画的，和真人一模一样。
　　我想，父亲肯定没有料到儿时的兴趣爱好会为他“实现大福家世界”之理想提供生命与事业的掩蔽所。
　　听过来人讲，国民党蒋介石搞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手段比中国旧军阀来得狡猾并阴险得多：频繁的宵禁、交通断绝，行人车船的盘查、旅店客栈住宿检查、常住人口的户口抽查……种类繁多。学校、工厂、监狱常有化装密探散布其间，甚至租界地四周出入路口也遍布了水陆军警监视，“邮检”不必说，就连印刷商店及机关团体油印机的管理、复写用具的销售都有严格限制。因此，造成一批一批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工厂党团支部更屡遭破坏。　
　　　　　　　　　　　　　　　　　　2．留守·被捕·到苏区（4）
　　遗憾的是，共产国际１９２９年连写四封信，强调要“反右倾”，加之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中东路事件的发生等，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以李立三为代表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之一是武汉暴动，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其结果，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武汉，据国民党档案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２月公开枪杀“共犯”２３８人。其中９月份杀害者达８２人，是５个月中数量最多的月份。父亲痛心地向中央报告：“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的绝大打击。”
　　一贯注重深入实际的父亲一再向中央报告武汉工作受挫的情况，非但不为接受，反而认为他思想右倾工作不力，直到“左”倾冒险主义被纠正。而父亲，也从其间的困惑与迷惘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集中红军铁军；如果没有广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配合与农民士兵群众的配合与包围，即使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手中把中心城市夺取过来，也是很难巩固的保障这一胜利的开展以争取全国胜利。”
　　这时中共湖北省委撤销，成立中共武汉市委，长江局缩小至３人。父亲负责长江局宣传工作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着手恢复、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联系秘密党员、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到１１月下旬，经过整顿，能够和区委保持联系的支部有１６个，秘密党员７２人，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革命分子５７人。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全部人员撤回，父亲随即回到上海。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长达４年的统治。
　　这次会议上，父亲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一周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宣布父亲和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曾山及湘赣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２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６０％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尽早成行。３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苏区，父亲为代表团负责人。
　　父亲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面对的将是不熟悉的农村工作和没有实际经验的军事斗争，以及成熟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次，按理母亲当与父亲同行，只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只好滞留上海等待分娩。父亲走后一周，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２日母亲生产了，把我带到人世。他们都没有料到，只差这几日，我与父亲居然待到１５年后才第一次见面！
　　父亲进入苏区是由中央特科交通局安排，通过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线，从海路取道香港，再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４月４日到达瑞金。此后三年多是父亲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时期——开始了他从亭子间指挥革命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割据区域的政权建设，参与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　　　　　　　　　　
　　不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中在瑞金共同筹备两个大会，由父亲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
　　《决议案》提出许多对于在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的原则。决议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时，批评“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毛泽东曾于１９３０年５月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父亲来中央苏区后，离开文章历史背景及针对性，抽象地理解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错误地指责了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2．留守·被捕·到苏区（5）
　　我以为，这是父亲革命经历造成的局限。学生出身的他，从１７岁开始在莫斯科东大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的训练，回国后又一直在团中央工作继而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尽管他很重视实际工作，１９２５年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再三强调“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但是，父亲毕竟是才２７岁的学生出身的革命者，难免理想主义地处理他不熟悉的领域内的工作。
　　然而，父亲毕竟是一个坦诚的革命者，不讳过！在此后的岁月中，不论对自己的过错、还是对党内发生的一些历史性错误，当他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曾不止一次地检讨自己。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在苏区党代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苏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父亲又说，“听说他（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对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延安整风时的自我批评更强调的是自己的错误。而实际上，１９３３年１月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到中央苏区后，他是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的。４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父亲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这也就是多年后张闻天曾说的“打毛排弼”。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1）
　　胡耀邦曾这样评价过父亲的历史功绩，说二方面军是在他的缔造下，发展、坚持下来的，实际他是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
　　父亲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开始的。真正率军转战则是奉命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
　　１９３４年７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其军事顾问李德正处在彷徨矛盾中：既想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沟通联系，企图以此同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共同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定父亲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３人组成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父亲为主席。
　　经过不足半个月的准备，８月７日下午，父亲等率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９　７００余人，从横石新江口出发，冒着伏天酷暑迅速突破４道内层封锁线，于８月１１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干部会，誓师西征。
　　在无后方的情况下，父亲等率军跨越赣、湘、桂、黔四省的敌境５　０００余华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历时７８天，历尽千辛万苦，于１０月２４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及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的任务。
　　父亲是忠于革命，忠于事业的人。他工作的唯一原则是党的利益第一，他善于着眼全局处理问题。
　　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要父亲率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对此，父亲纵观形势，采取了对尔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与六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军团暂时集中行动，在军事上发动湘西攻势，然后再向鄂、川、黔发展；在部队建设上彻底纠正夏曦错误，建立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
　　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２０个团，恢复与开辟约２？郾５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区的基础。
　　此后半年，是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直至８月取得胜利。其间，吸引敌军８１个团于自己周围，同１０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７０余团，毙伤俘敌约２万，缴获枪支近万，扩大新兵８　０００人，自身实力不但未减且扩大了一倍以上，胜利是辉煌的。
　　为此，父亲在总结此次反“围剿”胜利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可忽视的一步是两军团会合后立即进行的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党的建设问题。
　　夏曦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而又兼任红三军政委。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
　　贺龙等许多红三军的干部多次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但他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加之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一直拖而未决。
　　父亲得此详情，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特有的地位，大力支持纠正夏曦的错误。会师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会师后的第三天，父亲即与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针对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无支部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现象，立即决定从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党支部。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2）
　　在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大庸后，父亲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的错误，并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底，红二军团党团员增加了４倍，各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的道路。红二军团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给予的意义深远的帮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雄辩地证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统一行动的正确。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转战黔川滇最艰难危险之时，在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前进和开始长征之时，红二、六军团集中兵力，以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钳制与吸引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２０个师，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对于这段历史，萧克将军曾这样评价：
　　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军区在湖南大庸县成立。父亲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等任省委委员。贺龙为军区司令员，父亲为军区政委。
　　随即，父亲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为保住并发展既得的胜利成果，两军领导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