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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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对立，不承认人的基本权利、不承认个人有独立的意志，为了封建社会秩序可以无限制地剥夺人的权利和意志是它的主要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的反封建思想的战士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中首先揭起的是“个人”、“个性”的旗帜，在这种旗帜下向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封建思想宣战是其主要的斗争方式之一。我们看到，《呐喊》和《彷徨》的所有悲剧作品，都呈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个人”被整个“社会”吃掉是其基本结构方式。以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思想个性向不承认这种生存权利和独立意志的社会进行控诉和抗争，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本内容。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4）
假若说在以不觉悟的劳动者或下层知识分子为悲剧主人公的作品中，封建社会扼杀了这些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是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在以觉醒知识分子为悲剧主人公的作品里，则直接出现了“个性”与“社会”的碰撞。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我国“五四”时期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具体特点和觉醒知识分子的特殊命运。那时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不是随同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同等速度成长起来的思想婴儿，当中国近代微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救国救民的历史需要为他们提供了诞生的条件，他们便一股脑儿喝下了西方在几百年间逐渐蓄积起来的与封建思想观念截然对立的观念意识的乳汁。这样，他们的思想观念便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较之西方思想家与本国社会思想观念更为巨大的裂痕。他们不但遭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排挤和迫害，而且也无法得到尚被封建习惯势力束缚着的广大社会群众的理解和同情。他们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这个本质上应是多数人向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战争，在当时却不得不、不能不表现为少数人向多数人进行的思想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封建传统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数”、“群众”的面目出现的，而代表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却是“孤立的个人”。试问，在这样一个思想的战争中，鲁迅是应当站在以“多数”、“群众”的面目出现的封建传统思想一边呢，还是站在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孤立的个人”一边呢？我认为，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也就能够正确回答对鲁迅前期个性主义的评价问题，而这也正是《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长明灯》、《伤逝》、《孤独者》和在某种程度上的《药》的基本艺术构图的实质。这些作品的基本价值尺度不是用“社会群众”的思想眼光批判其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
物质力量的缺乏必须用精神力量的充实来支持，群众基础的不足必须由个人意志的坚毅来支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封建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要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封建立场，就必须有傲视世俗的无畏态度、有强毅不挠的精神力量、有坚定不移的个人意志。这是鲁迅笔下所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具的思想特征，也是他前期个性主义思想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主要性格特点是“狂”，是无视俗见、威压不住的一股狂傲之气；《长明灯》中的“疯子”的主要性格特点是“疯”，是咬住一个目标死不松口、压不倒骗不了的“疯劲”；《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没有被压垮之前也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傲视世俗封建思想势力的个性主义精神。《在酒楼上》则在另外一个侧面上表现了个性主义精神的必要，它表明脱离开个性主义战斗精神支持的人道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势必表现为温情的、软弱的人道主义，势必导致向封建主义思想势力的妥协。体恤别人的痛苦，牺牲个人的利益，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但当封建思想的葛藤缠绕在所有社会关系之中的当时，觉醒知识分子便有可能循由这条道路而丧失反封建的意志与热情。为小弟迁葬，在吕纬甫认为是迷信的传统习惯，但在这种习惯心理支配下的他的母亲却为此焦急万分，几夜睡不着觉，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吕纬甫便去迁葬；千里迢迢送朵剪绒花，在吕纬甫觉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出于对母亲和对顺姑的人道主义同情，他也乐意去做；教“子曰诗云”，是不符合吕纬甫的意愿的，但家庭要抚养，雇主不要教“ABCD”，吕纬甫也便牺牲自己的意志，屈就了封建现实。一味地牺牲自己的思想意志走向了向封建思想势力的妥协，一味地为别人的小悲欢着想走向了斗争意志的薄弱，这就是吕纬甫悲剧的内在本质。《在酒楼上》实质上是对缺乏个性主义精神支持的单纯人道主义的艺术考察。在封建思想控制着社会最广大人众的意识观念的时候，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个性主义精神，便是鲁迅试图说明的核心问题所在。
鲁迅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也否定脱离开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五四”时期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但却是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它的重要性不能仅仅表现为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表现为对广大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作用和意义。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若仅仅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仅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势必走向向封建思想势力的妥协，甚或走向反人民的道路。鲁迅所肯定地表现着的人物，都是既具有个性主义精神、也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以其狂傲的个性主义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但他反对封建礼教的目的却不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救救孩子”的人道主义目的，《长明灯》中的“疯子”也是如此。鲁迅之所以对《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表示了极其炽烈的同情心，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的精神毁灭之前，他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得是比较紧密的。在那时，他既不乏人道主义的博大思想基础，也不乏个性主义的强毅抗争精神。但在封建思想势力的重压下，他走上了与吕纬甫相反的思想道路；吕纬甫放弃了个性主义而取了单纯的人道主义，魏连殳放弃了人道主义而取了单纯的个性主义。但二者都放弃了反封建的目标，与封建现实达成了或一种形式的妥协则是相同的。
鲁迅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下”为本位的思想，是从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他们的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为基点，控诉上层统治者对他们的摧残和戕害的思想，它与传统封建思想的以“上”为本位的等级观念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鲁迅深刻地表现了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痛苦命运，猛烈抨击了统治者的专横冷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前期思想是与中国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各主要部分、在其根本性质上尖锐对立的思想系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他的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发展进化观，与封建意识形态的保守、守旧的社会习惯心理、与封建思想的机械性质和形而上学的性质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传统观念的陈腐性；他的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与封建的以“老者”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传统对新生代的思想摧残和精神戕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个性的摧残，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的以“下”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以“上”为本位的封建等级观念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站在下层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封建统治者的专横进行了控诉。
鲁迅前期思想反封建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在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联系方式上。他的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的进化发展观念，作用于他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使其与中外许多思想家的抽象、静止的人性论有所不同，使他严格地从当时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需要表现人的精神发展，并且仍然不把这种精神发展的特定历史需要作为“理想的人性”，杜绝了在畸形社会和畸形社会思想环境中寻找抽象的完美人性的愚蠢做法。他的个性主义作用于人道主义，使他的人道主义不但与托尔斯泰主义有着质的差别，同时也与西方现实主义时代以同情怜悯小人物为主要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与中国当时的许地山、冰心、王统照、叶圣陶等现实主义作家以“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较之他们，鲁迅更强调个性主义的抗争，更强调“憎”的必要，他反对为了“爱”而牺牲个人的意志和个性。对于陷于封建思想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觉醒知识分子以“少数”临“多数”的斗争环境，鲁迅的思想较之上述所有作家的思想有着更大得多的适应性，因而呈现着更强烈的战斗性和反抗性。他的人道主义作用于个性主义，使他的个性主义不但根本不同于尼采主义，而且也与拜伦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主义思想不完全相同，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者的个性主义也有所不同。较之他们，鲁迅对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关注，对他们的悲惨命运有着更深挚的同情。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方式上，鲁迅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他不把个性主张和爱人的主张融为一种思想主张，从而削弱了二者彼此的尖锐性，他同时把握着这两个极端的、似乎难于并存并容的思想形式，同时介绍着外国的尼采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学说，同时宣扬着大憎和大爱。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反封建思想的“孤立的个人”一边，而在《祝福》等作品中又把最深厚的同情赋予了受苦受难的下层劳动群众，这实际上是把反封建思想斗争中的最坚定的思想立场（觉醒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个人”的立场）同最广大的人民的社会立场结合了起来，并且保持着二者的最大鲜明性。这种同时把握两个极端的结合形式，与周作人的合理的人性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周作人企图在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合力，各去其极而调和之，从而在这种调和中重新回到了封建儒学的“中庸”思想上去。鲁迅不是将其调和，而是使其并存并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当爱者爱，当憎者憎，爱则爱得深，憎则憎得狠，从而与封建传统的“中庸”道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鲁迅前期思想是中国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意识发展的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他以这种思想意识感受中国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制约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为这种具体而强烈的感受找到了十分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呐喊》和《彷徨》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最深刻、最完整、最清晰的一面镜子。这并非说鲁迅前期思想没有局限性，这个本质上属于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系统，像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系统一样，有它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以此观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具体战略和策略，必然有其难以完全适应的一面。鲁迅的思想需要发展，他此后也实现了这种发展，但对于表现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前期思想却已经具有足够强大的热能。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5）
四
创作方法，实际是作家面对不同的社会对象所采用的特定的对话方式。鲁迅当时所致力的是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改造。在这时，他要与两种社会对象发生思想感情上的直接对话。一方面，他要与有志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觉醒知识分子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思想现实是他们起步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要与沉沦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孽海中而不自知的人们发生对话，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和道德的残酷、虚伪和陈腐，并产生摆脱它们的强烈愿望。在前一种对话中，鲁迅代表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实际现实；在后一种对话中，他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想意识。鲁迅要同时有成效地进行这两种以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对话，用现代社会意识和审美感情重现中国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是一种最有力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对于鲁迅必然成为第一需要。“现实”，对于少数首先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必须顾及的对象，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对象，对于不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可以感受、可以理解的对象。换言之，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两种根本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能够在二者之间进行较为直接的艺术对话的有效方式。
《呐喊》和《彷徨》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加强趋势，是与鲁迅对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削弱趋势相偕进行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倾向克服和压倒另一种倾向的过程，而不是把两种倾向等量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浪漫主义是这样一种艺术的对话方式：它要求在作家和作家所自觉面临的读者对象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同质的理解、愿望、思想和感情，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二者要有共同的“振动数”、相等的“燃烧点”（《女神·序诗》），只有这样，读者才会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激情抒发在作家本人基本相类的方向上发生感情的共鸣。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较难在现代社会意识与中国封建传统社会意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的人之间进行较为有效的艺术对话。我们看到，当鲁迅认为诗人动吭一呼便会令有情者皆举其首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的时候，他是更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参看《坟·摩罗诗力说》），而当他认识到被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严重禁锢着的国民对他犹如“生人”、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方向上与他的感情呼唤发生共鸣的时候，当他认识到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当他认识到感情的激励在本质愚弱的国民身上有可能向负的方向上转化的时候，他便主要转向现实主义文学了（参看《〈呐喊〉自序》和《坟·杂忆》）。对于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改造的自觉追求，推动鲁迅更多地离开浪漫主义文学方向而转向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这应当是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的基本估计。
没有内在思想之光的文学作品是庸俗的文学作品，理想不仅仅属于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都必须能够体现出作者的主观理想。二者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毫无粉饰的、具体的真实描绘，来体现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浪漫主义则不必遵循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和现实的可能性，它可以直接描绘自己所愿望、所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