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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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法申诉的悲剧，任何铺排的描写、酣畅淋漓的笔触、大哭大叫的控诉都不足以传达这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面对这种悲剧，鲁迅只能用冷峻的笔法。由于以上种种的原因，《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不能不带有极端冷峻的性质。在这里，冷峻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要求，真实性是冷峻风格的基础，封建思想吃人的特定方式和鲁迅对它的深刻表现，决定了《呐喊》和《彷徨》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必须与冷峻的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
《呐喊》和《彷徨》严峻性与热烈性的结合根源于鲁迅对社会思想表现的严峻性与追求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热切性的结合，这体现在人物处理上，则表现为对人物思想处理的极端严峻性与政治处理的高度宽容性的结合。在《呐喊》和《彷徨》里，在思想素质上被否定的人物是大量的，在政治上被否定的人物是极少的，即使对四铭、高老夫子这样的人物，鲁迅也没有作为政治上的敌人进行描写。鲁迅的这种处理反映着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始发期的现实关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属于封建营垒的人物是绝大多数，代表着现代民主思想的觉醒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而在封建社会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则是极少数，应该热烈同情的苦难群众是绝大多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他对没有脱却封建思想束缚的广大普通群众的主要感情态度，鲁迅的“冷”和“热”在这些人物的处理上得到了最高度的统一。
《呐喊》和《彷徨》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特征也反映了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深刻认识。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反封建意识是逐渐觉醒的，一般说来，他们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还没有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历史的批判，他们的现实主义艺术概括主要着眼于现实的概括；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面对的是与中世纪迥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现实，它是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为宗旨，以表现当代社会现实为主要目标的；鲁迅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现实，在这漫长的历史时代里，作为具体的生活样式也有着巨大的变化，但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作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整体，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鲁迅对它的现实的批判，不能不同时是对它的历史的总清算。这反映在《呐喊》和《彷徨》的典型概括上，便形成了把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同大跨度的历史综合、把具体的现实描绘同长远的历史概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化方法。通过对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根本特征的理性认识，发现并提炼现实人物和现实生活画面的典型特征，通过对现实人物和现实生活画面的观察和思考，把握和认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一贯本质，在二者的对流中，把现实的、具体的、个性化的人物和生活画面同历史的、抽象的、概括性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本质焊铸在一起，是鲁迅把现实的概括直接上升到长远的历史概括的主要艺术途径。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因素，有意识地加强读者由今到古、由古到今的丰富联想，以今印证古，用古说明今，古今贯通，古今渗透，古今叠印，让读者的思路带着现实生活的画面在上下几千年的整个封建历史上迅速飞动起来，用今的平面图在史的纵向飞动中划出一条鲜明的历史的线形轨迹，是鲁迅把现实的概括同时转化为历史的概括所常用的艺术手段。《狂人日记》中由今向古的返顾，《阿Q正传》中由古向今的缕述，《药》中华夏两家的象征，《长明灯》中对长明灯久远历史的说明，《祝福》中关于宋明理学的暗示，《离婚》中七大人把玩古人大殓时屁塞细节的插入，《头发的故事》中对于头发历史变迁的追溯，《风波》中赵七爷对古人的可笑崇拜等等，都起到了加强古今联想、古今贯通的作用。在大量白话文的叙述中插入少量与封建传统相关的文言词语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三种主要阶级特征，但前两种特征是有形的、特定的，它们几乎不具有任何穿透性和渗透性，一个毫无政治地位的无地农民绝不能同时是腰缠万贯、良田万亩的地主官僚，反之亦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不同阶级之间的渗透性和穿透性却是极大的，它们彼此交融的程度如此之大，致使我们绝对不能仅仅依照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断然判定他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严重曲解。假若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阶级界域像条河，明确地分隔了此岸和彼岸，思想上的界域却像同一大洋中的海，理性的界域是存在的，实际的界域是没有的，此海与彼海的水不断地发生着对流和融浑。阶级思想之间的渗透性、浑融性，给特定人物的思想带来了穿透性和广泛的、超越阶级界限的代表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一个不可能有自己独立思想意识的阶级，它和地主阶级都同时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这两个阶级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大于统一，而在思想意识上的统一却大于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是仅仅着眼于它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外部特征，还是同时着眼于它们的思想意识状况，就直接影响到他笔下的人物典型概括范围的大小。《呐喊》、《彷徨》对人物艺术表现的着眼点不放在他们的外部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重点揭示他们的思想意识状况，这使他们的现实典型概括带有极大的广延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呐喊》和《彷徨》人物典型概括的范围被鲁迅对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集中关注大大扩大了，它不仅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而且往往穿过这个界限而把自己典型概括的范围继续向外伸展到无限广阔的领域。阿Q便是最突出的一例。他是有阶级性的，但他的思想意识却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思想意识又通过种种关系与世界各国各阶级的人的思想相联系，从而使他具有了几乎是无限广阔的典型概括范围。这种无限性不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有形特征，而是由他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带来的。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7）
五
《呐喊》、《彷徨》的主要艺术特征同样是由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深刻的真实表现派生出来的。
1《呐喊》和《彷徨》的人物塑造
在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现实状况的描绘中，自然地形成了《呐喊》、《彷徨》的独立的人物谱系，其中包括五个主要的人物系列：一、自觉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反抗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二、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三、知识分子中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四、封建社会的社会舆论界的各种人物；五、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
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加强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他们获得了与传统封建思想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这磨锐了他们的神经，使他们对周围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表现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对自我的思想意识、言语行动具有重新反思的判断力。他们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第一批在内部世界的丰富性上大大超过了他们外部行动的直接意义的人物。他们是思索的一代，而不是行动的一代，他们的实际追求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势力的强有力的抑止。行动的艰难促进了痛苦的思索，行动的失败转化为痛苦的反思。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理性的思考、感情的起伏和情绪的波动融成了一股浑浊的流，仅从他们外部的行动是极难测知其全部流量和流速的。描写他们的追求和追求的失败以及在失败之后的痛苦反思，是《呐喊》、《彷徨》塑造这类典型人物的主要途径。在他们身上，各种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都能得到运用，但由内而外的表现手段——人物自叙语言、心理活动的直接描绘和人物的心理独白——较之由外而内的透视手段——肖像描写、外貌描写、表情描写、行动描写等等——具有更加关键性的意义，并且是为其他系列的人物所不具备或极少具备的特征。
地主阶级统治者是封建社会的真正“主人”。长期的“主人”地位造成了他们极端的愚妄、专横和十分可笑的自信的性格特征。他们与封建传统的适应性最强，这种适应性表现为他们能够在维持自己表面的道德尊严的情况下，实际实现自己最粗俗的实利物质追求的目的、满足自己最低级的生物本能欲望。把自己最粗俗的物质实利追求和生物本能欲望掩盖在最俨然的道德面孔之下是他们的最大特征。适应着这种情况，在表面堂皇的言语和行动的隙缝中窥探他们内心的卑劣物质欲望则是鲁迅塑造这类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在这里，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语言一般较少，言少而重，没有感情的温度，透体的冷酷，多纯理性的判断，无内在感情的真实表达，多命令句、判断句，少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反映着他们作为“主人”的专断和自信；对他们的行动描写也较少，像他们的语言一样，往往出现在事件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场合，不细碎不枝蔓，生动体现着他们一言而定天下法、一行足使万人惊的社会“主人”姿态。但在牵涉到他们的物质实利和政治实利时，他们行动的意志便会被发动起来，他们行为的律动便会加速（如辛亥革命发生后的赵太爷），反映了他们表面道德面孔背后所关心的实际只是自己的物质实利。他们的肖像描写也占有一席地位，并且往往在社会群众的眼睛中被折射出来，表明着他们在外界群众眼中的地位和面貌。上述所有这些描写手段都是由外而内的透视法，因为他们是不会像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那样，主动地由内而外地表白自己的真实心迹的。鲁迅的描写手段极大地适应了他们虚伪、冷酷的特点，并且有力地传达了这种特点。
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卫道者就其思想本质，等同于地主阶级统治者，但二者也有区别。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实利要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则常常自居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宪兵的地位，以负责这个领域的“治安保卫工作”为己任。他们的“社会意识”似乎比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还要强烈得多，这种“社会意识”常常驱使他们走到离开可见的物质实利追求和纯个人私欲更加遥远的地方去。这使他们、有时连自己也更加难以辨识他们维护封建道统与他们自身利益和自己的欲求的联系了。鲁迅的任务便是要揭示这二者之间的曲折联系，这当然不能依靠他们自我的心理表白和自我的内心剖析，由外而内的透视仍然是主要艺术手段。这种透视还绝不能是浅透视，而是深透视。循由封建卫道者的外部表现（主要是语言、行动），穿过他们的表层心理意识，直接向他们的潜意识心理的深层意识领域做艰难的挖掘，是鲁迅塑造这类人物所实际遵循着的艺术原则。潜意识心理描写是《肥皂》、《高老夫子》、《弟兄》这三篇小说所共同使用的艺术手法，而尤以《肥皂》为最成功。
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都同时是封建舆论的参与者，并且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但他们到底是极少数。思想统治不同于政治、经济统治，后者可以用政权控制、刀枪维护，以少数制多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所有不平等社会的特征。思想统治则不然，政权可以制其言而不可改其思，刀枪可以御其行而不可御其心。它必须有更广泛的社会群众予以实际的支持，因而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的形象在《呐喊》、《彷徨》中占有一席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力量不来源于思想的质，而来源于存在的量。作为个体，他们是毫无力量的弱者，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无目的便是他们的目的，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则是《呐喊》和《彷徨》中最有力量的人物。它的“个性”最强毅、“意志”最“坚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怕它三分，因而要极力维持自己尊严的外表；封建卫道者也不能不屈服于它的意志，因而要常常把自己的邪恶意念压到潜意识深层心理空间中去；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感到软弱无力，宏图大志不得展，一腔热血无处流；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在它面前犹如落入网罟中的鸟，苦诉无门，求告无路。这个形象系列的人物在合不在分，“群性”才是他们的“个性”，“个性”在“群性”中表现得最鲜明。犹如蝗虫，作为个体，其“个性”是模糊的，作为蝗群，才充分表现出他们的“个性”和“意志”。在《呐喊》和《彷徨》的部分篇章的部分片断中，他们只是混混沌沌、模模糊糊的一片。像暗夜在旷野中发出的鬼魂的叫号，闻声不见人；有时这个混沌的整体没有声音，只有一些不分明的形体，杂沓的动作，像昏夜游动着的鬼魅，但见鬼影绰绰，不闻足声语声；以上两种情况的混合体，构成了杂沓的形和无主名的人物发出的声的模糊画面，这里出现了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和外貌，但都是支离的描写，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当鲁迅把这个模糊的画面略向前推进，画面的尺幅相对缩小了，人物的轮廓则相对清楚了，原来粘连在一起的人物开始分成单个的人体，但他们仍被作为一个群体被处理着，借代或近于借代的方式是区分单个人与单个人的区别的主要艺术手段。这种区分不是为了表现单个人的个性，而是为了便于叙述；当把这个混沌的整体再向前推进一步，读者才看清了独立活动着的人。但在这时，他们的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群性”仍然是他们统一的“个性”，外貌描写主要是漫画式的，有的还仍然带着自己的一两个形体标志到处乱转。人物语言在这类人物身上开始具有个性色彩，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物却不带有独特的典型意义；当鲁迅将之进一步具体化，人物的独立性愈加加强，各自的独立特征开始具有了独特的典型意义，人物形象也开始由扁平形向凸圆形发展，但个性意义仍不如他们的群体意义为大。这个人物形象系列的活动区间也就到此为止，假若再进一步具体化，他们便不再仅仅是可怕、可憎、可恶的群体形象了，而同时是可悲、可怜的悲剧人物了，因为作为每个单个的人，他们原本只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他们个人同样也是这种思想道德的受害者。当《阿Q正传》把原本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员作为特写镜头映出时，阿Q便主要不属于这个形象系列了。很显然，在这个形象系列的描写中，直接的细致心理描绘没有施展的余地，外貌的描写即使有也是漫画化的。语言描写是这个形象系列的最大特征，因为语言是封建舆论的主要工具；表情描写几乎与语言描写具有同等的价值，一个鄙夷的表情同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对于觉醒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的精神杀伤力是同等的；但它的定向性太强，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