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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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的研究文章，对于《野草》的评价，总不免有些偏颇：它们不是强调作品的阴暗、消极的一面，就是强调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的意义，而且有时还作了任意的曲解。这实在是不合于作品的实际，因而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344页。，又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文学作品的道路。——当然也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野草》的道路。所以，我想，如果从《野草》的写作年代入手，同时又能顾及全篇全人，扣紧鲁迅当时的思想，来作一番探讨，也许能够比较地接近这问题的实质吧。
《野草》的写作年代，篇末都已注明，是1924～1926年；最后写的一篇《题辞》，则在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以后。这个线索，对于我们进行《野草》精神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坛，的确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高潮。这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而新文学运动，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潮，鲁迅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将。但是，这个时期的声势机运，并没有延长得太久，由于革命的深入与深化，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分裂，在新文化与新文学上，从表面看来，转入一个低潮。而鲁迅在当时，至少是没有接触到革命的中心，理解革命的实际；他多少还有些用旧眼光来看问题，感觉不到革命在酝酿，地火在地下运行。他在当时所感觉到的，只是“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全集》第4卷；第177页。，因而多少也有点彷徨、消沉起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曾经说起当时的这种心情：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同时；他又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而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说：
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页。
鲁迅这些关于这个时期的心理的自白，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精神，是有很大帮助的。所谓“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当时，却只有那种“神圣的憎恶”——“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有些时候，甚至在激愤之至，憎恶之至，以致于不惜自己与黑暗一同毁灭，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
但是，鲁迅尽管有这些苦闷的心情，尽管有些失望、颓唐和消沉，但他却没有被这种心情所征服，真的消沉下去。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始终在催促着他、召唤着他毫不停息地前进的。他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是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个警句，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就反复引用了两次，而在《〈自选集〉自序》中，又重新提到，这是有他的深刻的意义的。由此可知：鲁迅已经不是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或者赏识裴多菲这一警句，而是结合着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实际，经过自我思想斗争与心理解剖的苦痛的历程，觉得这一警句，不但是救治自己思想消沉、指导自己向前奋战的动力，同时也是对于当时意志消沉的青年的有力鞭策。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加以引用，意义也正在此。
也就在这时候，他在给许广平先生的信（《两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全集》第9卷；第18页。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2）
这一面是“常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面又“终于不能证实”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不就是极大的矛盾吗？不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注脚吗？是的，虚无与实有，绝望与希望，或者再加上黑暗与光明，都是一对对的矛盾。这些矛盾，要得到正确的解决，从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来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鲁迅还是从绝望中肯定了希望——同样，从虚无中肯定了实有，在黑暗中肯定了光明——这就是鲁迅先生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而其实质，却不得不从鲁迅当时的世界观上去探求了。
我们知道：鲁迅前期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而这个阶段，却正是他的世界观处在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酝酿与飞跃的过程中。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他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正在动摇，但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他的阶级论的世界观，正在酝酿，但还没有建立。所以，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每每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所谓“将来总比现在好”，既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希望。当时中国现实的黑暗社会，虽然也有了一些改革，——或者也叫做革命吧，如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但是每次改革或革命的结果，却是每况愈下，变本加厉，看不出一点将来会比现在好的迹象，因而使他感到失望、颓唐，思想上也就起了矛盾了。不过，他仍旧没有忘记希望。他希望黑暗能够早日消亡，光明总有一日出现。当然，那时他还没有脱离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说：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谎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他又说：
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所以，现实虽然黑暗，看不到光明，到处使人失望，使他时时觉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希望在于将来，他又的确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因此，他就不得不仍旧肯定希望。裴多菲诗句之所以得到他欣赏和赞颂，那精神也就体现在这里。当然，裴多菲的那首题为《希望之歌》的诗：“希望是什么？是娼妓：——”这是否定了希望的。因为“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这就证明了希望是骗人的，是虚妄的。但是，否定了希望，是否就证明了绝望的真实呢？就以裴多菲本人来说吧，这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本身就是一个爱国者，他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亲身参加了战斗，虽然当时年纪还只有26岁，却为祖国的自由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至今已有75年了（这是鲁迅先生在1925年说的话，如说到了今年，该是130年了），但是他人虽然死了，他的诗却至今没有死。这就从绝望中看见了希望，终于对黑暗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因而唱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名句来了。而按照鲁迅当时的思想逻辑，当时的中国现实社会，的确是黑暗，令人感到绝望的。但是，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天是塌不下来的”——世界还要存在下去；而黑暗却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同时灭亡。既然绝望也同希望一样虚妄，同样也不能证实是个实有，那又何不从绝望的虚妄中证明希望的存在，肯定希望的意义呢？我想，鲁迅之所以一再引用这个警句，而且“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那理由也就在这里吧！
是的，鲁迅当时的思想，有他的阴暗的一面，这是毋庸讳言的。因为他那时的世界观，还没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他还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前途，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力量；他只觉得四周的黑暗在向他袭来，将他包围，整个社会，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荷戟独彷徨，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这种心情，的确是有点苦闷、消沉，因而也就有点失望、颓唐了。但是鲁迅还有他积极的战斗的一面，他绝不会被黑暗所吞没，也不会被失望所扼杀；他能于绝望中看到希望，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尽管如他自己所说，这可能有点偏激，出于愤激，但他那种“绝望的抗战”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是当时那些意志消沉的青年们深思的和警惕的。
这是一个矛盾，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正是这种矛盾，使他感觉到彷徨与苦闷；同时，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他在绝望中进行抗战，从绝望中看出了希望。这种精神，在鲁迅这个时期的著作里都同样的流露着。而《野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的表现；特别是这篇《希望》，更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
因此，任何强调一面的看法，都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当时鲁迅的思想实际的。过分的夸大或者任意的缩小作品的思想意义的做法，不是有意的歪曲，也是无知的曲解，这都是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对于《野草》，有些人就过分强调他的阴暗消极的一面，这当然就削弱了《野草》的战斗精神与它的积极的意义，是不对的；但过分强调它的积极的一面，说它的革命性怎样强，怎样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这也有些过甚其辞，也是不合实际的。
应该肯定，《野草》所表现的精神，就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同时也是作者当时旧的世界观正在动摇、摧毁，却还仍旧有一定的势力，而新的世界观又在大酝酿、准备大飞跃，却又尚未建立的矛盾。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在鲁迅头脑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矛盾，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在两个以上矛盾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是比较容易的。尽管鲁迅在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是这样一对对的矛盾，但他的主要矛盾，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旧世界观的矛盾。只是他的表现方式不同，有时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时又表现为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但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鲁迅所反映出来的一对对的矛盾，哪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一方面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呢？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他又说：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67。
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的学说，来分析鲁迅当时的思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希望》这篇散文诗所体现的精神来说吧：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确是互相对立着，互相斗争着。应该肯定，首先，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在鲁迅的头脑中，的确占了主导的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不然的话，他早就在现实中看到理想，根本也就无所谓黑暗与绝望，当然也不必彷徨与苦闷了。他说：“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这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的，人生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然而，现实的黑暗，使得他一切的理想都不能实现，因而觉得空虚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所谓的希望，用明知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来填补那失望的空虚。可是，“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然而，“我的青春”虽然已经耗尽了，但还有“身外的青春”，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然而现在的青年又是怎样呢？难道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那么，没有办法，我还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我还不肯放弃这个希望。可是，听到裴多菲的诗句，希望却是一个娼妓。
这一切所表现的，难道不就说明：在鲁迅的头脑中，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就是绝望这一面吗？但是，矛盾是会转化的。矛盾的双方在互相转化着，矛盾也在发展着。在当时，鲁迅新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建立，但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却又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当他读到裴多菲的另一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他又找到了论据，在绝望中看见希望，还要战斗下去。等到他真的决定，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来一掷自己身中的迟暮时，真正的暗夜也就退缩了，没有了。“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希望这一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希望，已经转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原来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绝望，却又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