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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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命运驱赶他走向死亡的足音，而是远方对他继续不停前进的召唤。他的“困顿倔强”、义无返顾的战斗精神，反映了鲁迅对革命道路不倦的探索，对美好未来挚切的信心。在这个过客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上，没有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那种宿命论和悲观主义色彩。这是艺术上的吸收，又是艺术上的创造。鲁迅的《野草》深深地打着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时代和思想的烙印。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的艺术探源（6）

　　　　二、在艺术方法上，体现了象征主义方法和现实主义方法二者的结合　　　　
　　　　在散文诗的创作方法上，波特莱尔以象征主义为主，也有写实方法的应用；屠格涅夫也用象征方法，但更多的是现实主义明朗的笔调。在《野草》创作中，鲁迅为了达到含蓄蕴藉而又真切自然的艺术效果，便吸取了象征方法与写实方法的优点。有时更多地运用象征方法暗示隐喻自己的思想，有时又更多地运用现实主义的描写抒发自己的感受。在许多篇章中，幻想的意境，象征性的形象，充满真实的描写刻画，辛辣战斗的嘲讽，紧密结合，交相运用，使这些散文诗显得真实而又深邃。《野草》的一些优美诗篇，是象征与写实方法相结合的抒情散文诗。如《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的形象是一个象征的写照。她在贫困中出卖自己肉体养活了幼女。但是女儿成人后却以母亲过去的生活为耻辱而鄙弃她。老妇人在荒野中以颓败身驱的颤动，表示对于忘却牺牲者的“复仇”。全篇是象征性的故事。老妇人的形象也是象征的形象。全篇却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生动描写。那两岁女孩被“客人”开门声惊醒时的叫喊，那母亲欣慰地捏紧手中小银片对女儿饥饿的慰安，那青年夫妻对养育自己的老人申斥的话语，那顽皮的孩子挥着一片芦叶喊叫的“杀”声，这一切描写多么细腻，多么真实，又多么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另一篇散文诗《死后》，鲁迅写自己梦见死在道路上以后的各种遭遇和感觉。这种构思本身，就受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影响。屠格涅夫有一篇散文诗《我要想什么呢？》开头是这样的：　　　　
　　　　我临死时，倘使我还能够思索，我要想什么呢？　　　　
　　　　我要想我并没有好好度过我的生活，我白白地让它浪费，把它混过，我简直没有知道怎样去享受它的恩物么？　　　　
　　　　“什么？这便是死么？就这么快？不可能！呵，我还不曾有过时间做一点事呢，……我还不过刚刚预备开头！”　　　　
　　　　作者写自己想着活过了的“有限的欢乐的时光”，想着“来世里”不可知的遭遇。他要勉强去想些琐屑事情，以避免去想到那些横在眼前的黑暗。鲁迅《死后》一篇，写死后的感觉和遭遇这种幻想性的构思本身，同样带着很重的象征色彩。但是篇中对于死后感觉的描写与屠格涅夫的近于抽象的议论不同。鲁迅运用他那富于幽默辛辣的现实主义笔法，细致生动地再现了梦境中死后所“知觉”的一切：这里有耳边响着的喜鹊与老乌鸦的叫声，黎明时候带泥土气息的清爽的空气，有独轮车从头边推过时令人心烦的声响，有看热闹的人们踹起黄土飞进自己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但终于没有打，仅有想打的心”；接着，鲁迅写了冷漠的看客发出“嗡嗡啧啧”的议论，蚂蚁和青蝇等各种虫豸在他身上寻找“做论”的材料，凶恶的巡警对他发出的“怎么要死在这里”的责骂。请看关于勃古斋旧书铺小伙计仍想在死者身上赚钱的一段精彩描写：　　　　
　　　　“您好？您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　　　　
　　　　这是梦中的幻境，是死后的感觉，可是描写的是多么细致，多么真切，多么含蓄，又多么深刻！既是运用象征的手法抒情，又是对现实生活逼真的刻画。在《野草》的一些篇中，既不是象征主义方法的简单照搬，又不是鲁迅小说中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雷同运用，可以说是大胆地做到了象征主义方法与现实主义方法完美的结合。　　　　
　　　　三、在抒情风格上，形成了民族化抒情散文诗的独立特色　　　　
　　　　鲁迅在《野草》中摄取异域果汁，博采众家长处，在艺术风格上并不是外国散文诗的拼凑和移植。《野草》吸取多种营养，经过自己的精心创造，已经形成了民族散文诗的独特风格。《秋夜》的幽深与严肃，《雪》的明丽与温馨，《死后》的真切与辛辣，《影的告别》的奇幻与曲折，《风筝》、《腊叶》的亲切与朴实，这些都具备了中国民族现代散文诗的独有的特色。鲁迅既做到了“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大胆创新；又注意“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作品“别开生面”。中国民族传统中优美的散文浓郁的抒情风格，民族咏怀诗含蓄蕴藉的特色，同鲁迅摄取的异域果汁，融合在一起，使得《野草》中许多篇章，既有着外国散文诗影响的烙印，又散发着民族的气息。如《雪》、《风筝》、《好的故事》等篇，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了祖国美丽的自然风色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过客》、《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中，同鲁迅的一些小说杂文一样，闪露着深沉、严峻、幽默、辛辣的风格和笔致。在《求乞者》、《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怎样熟练地运用民族的语言，使散文诗具有和谐的节奏和优美的内在韵律。　　　　
　　　　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鲁迅的《野草》也是这样。它广泛地吸取了外国散文诗的长处，又辛勤地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风格。它确实已经成为“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珍品。　　　　
　　　　五十多年前，当鲁迅先生在腥风血雨的南国把他精心培植的这一束《野草》献给读者的时候，他是那样一腔愤火地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今天，那以野草作装饰的罪恶的“地面”早已“死亡与朽腐”；而鲁迅用心血浇灌的这束《野草》，却依然在革命的艺苑中闪着永不减褪的光彩！　　　　
　　　　我们珍爱《野草》。我们更珍视鲁迅在创作《野草》中留给人们的极为宝贵的经验：　　　　
　　　　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看镜有感》　　　　
　　　　1979年10月初稿于北京大学　　　　
　　　　（原载《鲁迅研究》第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1）

　　　　作为鲁迅自己承认的“五种”“创作”之一的《朝花夕拾》，自从1928年9月出版以来，运气不佳，颇受冷落，一直未能引起评论界——鲁迅研究界的充分重视。据袁良骏说，时隔三年以后，“直到1932年元月才在李素伯先生的《小品文研究》一书中得到了第一次的论述。”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此后的情况怎样呢？依然并不景气，研究文章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这两篇文章的单篇分析论文数量得到猛增，而综合分析的论文还是少得可怜。50年代末，《朝花夕拾》曾经引起鲁迅研究者的较大重视，王西彦、陈鸣树分别撰文，对《朝花夕拾》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优美的抒情的诗篇”王西彦：《读〈朝花夕拾〉札记》，《文艺月报》，1959年第12期。，“文苑中的奇葩”陈鸣树：《论鲁迅的抒情散文》，《新港》1958年第8、9期。。进入80年代，《朝花夕拾》研究又出现了王瑶、李希凡、潘旭澜等人的有分量的论文。李希凡：《童心的世界绵长的情谊》、《论〈朝花夕拾〉的个性与风格》，载《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其中王瑶的文章《论〈朝花夕拾〉》则代表了这个时期《朝花夕拾》研究的最高成就。王瑶：《论〈朝花夕拾〉》，收入《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文章从《朝花夕拾》的创作构思、思想意义、艺术特色、文献价值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文章指出，《朝花夕拾》思想性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儿童的天然的、正常的兴趣和爱好作为对人和事的评价的尺度的，它提供了一个关于风俗、琐事和人物的美丑的价值观念。”关于艺术特点，文章认为“《朝花夕拾》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炼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尽管如此，《朝花夕拾》的研究仍然是十分薄弱的。在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附录的《引用图书目录》中，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二百余部鲁迅研究专著里，没有一部《朝花夕拾》研究专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袁良骏对此曾作过一种解释，他认为，“由于《朝花夕拾》只是十篇回忆性散文，而诗歌又大都是鲁迅的赠答或遣兴之作，它们在鲁迅全部著作中相对居于次要地位。”“如果容许我们打个比喻，那么，不妨说，它们是一出精彩戏剧中的‘配角’。”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首先，它不符合鲁迅的创作实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地把《朝花夕拾》与《呐喊》、《彷徨》、《野草》和《故事新编》一起，作为他五种“创作”的一种。并且郑重声明说：“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一本”。这《自选集》的篇目是这样分配的，《野草》七篇，《呐喊》五篇，《彷徨》五篇，《故事新编》两篇，《朝花夕拾》三篇。无论是从鲁迅对他创作质量的自我评价看，还是从他挑选篇目的比例看，鲁迅把《朝花夕拾》与其他四种创作，放在了平等的位置，谈不上“主要”与“次要”，“主角”与“配角”的不同。也许正因为袁良骏把《朝花夕拾》放到“配角”的位置，所以，在他的《当代鲁迅研究史》第八章，第三十三节《八十年代鲁迅研究概观》内，对于《朝花夕拾》的研究，居然只字未提（他的《引用图书目录》里，又列有含《朝花夕拾》分析文章的王瑶的《鲁迅作品论集》和李希凡的《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缺憾。即使说《朝花夕拾》与鲁迅诗歌算作鲁迅作品的“配角”吧，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鲁迅诗歌研究，居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连同过去出版的专著一起，诗歌研究专著达十余部之多。不仅如此，连那些不属于创作的书信、日记也都有研究专著问世。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不应该从降低《朝花夕拾》的“位置”的角度去思考，而应该从学术界、鲁迅研究者的心态去思考。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与部分同仁（包括我们自身）在从事学术研究时那种趋时的浮躁心理有关。　　　　
　　　　其实，《朝花夕拾》在鲁迅的创作中，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让我们看看它的文化价值。《朝花夕拾》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几乎包括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且不说它在思想、教育、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礼仪制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方面明显的反映和折射，就是政治、军事、科学、技术，也程度不同的有所涉及。在一定程度上说，《朝花夕拾》具有中国近代文化百科全书的品格。就政治而言，既有对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歌颂，又有对反动军阀政府的揭露和鞭挞：上自“总统”的处世哲学，下至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乃至茶楼酒肆“莫谈国事”的思想禁锢。就军事而言，既有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日俄战争”，又有军阀混战的飞机“旋绕”。科学技术，更是形成鲜明对比：既有日本的因重视科学重视教育用幻灯“显示细菌形状”的先进教学手段，又有中国的因轻视知识，轻视人材而带来的恶果——“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帐。”见《朝花夕拾》，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同此。　　　　
　　　　然而，文学家正如美术家一样，他的创作“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热风·随感录四十三》。我们认为《朝花夕拾》的文化价值更表现在它形象地传达了鲁迅文化观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十分重视“人”，“立人”。在他看来，重建和振兴中国文化的根本在“立人”。国家的强大，根本在人的觉醒，人材的涌现。它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拥有众多觉醒的人，众多有才干的人，必然空前威武庄严，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认识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就已形成。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又说：“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鲁迅正是抱着“立人”——“人国”的根本宗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早已作了科学的证明。王富仁从“整体的‘结构功能’”上论证了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作的否定。他说：“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估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在整体的‘结构功能’上是一个落后的、非科学或反科学的、排他性能极强的、反人性的、只能加强历史的逆向性运动的文化体系……”王富仁：《对古老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估——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之一》，载《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王得后则从“‘儒文化’对人民大众的关系即统治，压迫，奴役这一角度”，从“鲁迅是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