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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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出版社，1990。王得后则从“‘儒文化’对人民大众的关系即统治，压迫，奴役这一角度”，从“鲁迅是着眼于改革民族文化、改革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改变国民精神”的角度，证明鲁迅是“反对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的”。王得后：《鲁迅对于改革民族文化的思考》，载《鲁迅研究》丛刊，第12辑。其他人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加以论证。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鲁迅抱着“立人”——“人国”的根本宗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朝花夕拾》又是怎样反映鲁迅这种文化观的呢？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朝花夕拾》的十篇文章，还有它的《小引》和《后记》，无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批判。这种批判主要表现在——对野蛮的封建伦理，愚弱的国民精神，陈旧的教育模式，荒唐的陋规恶习，骗人的庸医医道等方面。
《二十四孝图》一文和《后记》集中地记叙了封建伦理的“孝道”对童年鲁迅的戕害。伦理学是“全部传统文化的心脏和塔顶”。王富仁：《对古老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估——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之一》，载《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而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抓住了“孝”的残忍和虚伪，也就打中了“孝道”的要害。在《二十四孝图》中，最不能容忍的莫过于“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关于“郭巨埋儿”文章这样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这是什么伦理道德？简直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不仅对童年的鲁迅是一种恐怖，就是今天读来也叫人不寒而栗。作者从天真的儿童心理出发，向野蛮文化发出恐怖的呼唤，必然激起有相同心理、相同处境的儿童和读者的同情，并促使他们“人”的觉醒。同样引起童年鲁迅“不解”和“反感”的是“老莱娱亲”：“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鲁迅对这所谓“孝道”的评价是——“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还嫌不够，鲁迅在《后记》中又选了《老莱子三种》插图，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的“作态”图。并且厌恶地说，“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后记》中还选有《曹娥投江寻父尸》两幅插图。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无耻和虚伪；在如何使父亲尸体浮上水面，是“面对面抱着”呢，还是“背对背的负着”呢？他们真是挖空心思，费尽心机。这不能不令鲁迅发出悲愤的感叹——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既然被封建统治者标榜的以文言形式出现的“经典”——《二十四孝图》之类，是这样的灭绝人性，所以文章的开头，鲁迅联系现实斗争对封建复古派发出了最猛烈的攻击和诅咒——他说，“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并且一连两次以同样的文字同样的语气重申他的决心——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2）
由于《二十四孝图》之类的文言文学是那么残忍和虚伪，而现实中的反对白话文的封建复古势力又是那么猖獗和狂妄，所以鲁迅在这篇“记事”中，对封建复古势力和封建伦理均给予了最猛烈的攻击和嘲讽。我们不妨把《二十四孝图》一文看做是整个《朝花夕拾》反传统文化的“纲”。这样的文章，更多地使用一些杂文笔法，更强烈地显露一些“锋芒”，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文化是人造就的，反过来文化又影响着人。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长期腐蚀毒害的结果，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一种表现。鲁迅的一生，一直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阿Q正传》中，鲁迅为国民性画上了重重的一笔，即长期一直笼罩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此外，鲁迅在大量的杂文中，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朝花夕拾》的许多篇章也都记录描绘了国民性的多种表现，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范爱农》和《琐记》两篇之中。在鲁迅心目中，除了“精神胜利法”以外，下列表现是国民性的重要方面：“瞒和骗”，“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眼光不远”，“卑怯与贪婪”；“健忘”；“一盘散沙”等等。详见鲁迅：《坟·论睁了眼看》、《两地书·一○》、《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南腔北调集·沙》等。《范爱农》一文记叙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王金发，因国民劣根性而迅速蜕化的事实。文章说“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当人们办报纸对他实施舆论监督时，他就派兵将报社“捣毁”。在绅士们“群起而捧之”下，“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于王金发的蜕变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曾做过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和总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民性未得到改造。他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从王金发的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健忘”和“贪婪”这样的国民劣根性。此外，在《琐记》、《藤野先生》、《后记》中，我们还看到了衍太太的“巧滑”与“瞒和骗”，围观的“中国人”的麻木与冷漠，以及孝子们“哭和拜”的“怯弱”等国民性的表现。由此可见，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提出，虽然是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而他对国民性最初的感性积累却在童年。
《朝花夕拾》还对传统文化形成的风俗习惯做了有力的批判。鲁迅是十分重视风俗习惯改革的。他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列宁——引者注），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这革命，或者“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写了长妈妈的令童年鲁迅称为“磨难”的种种“规矩”和“古怪的仪式”。特别是阿长诉说的，让女人“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以破除敌军大炮进攻的习俗传说，简直是愚不可及，让人啼笑皆非了。然而阿长那“严肃”的表情，说明她的深信不疑。然而一定的风俗、传说，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长妈妈虽然并不识字，她的种种思想和习俗，“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呐喊·阿Q正传》。还是鲁迅说得好：“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然而在这陈规陋习中，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藤野先生》中关于中国妇女“裹脚”的记载，虽然其文字并不周详，却为笔者所亲见。对于藤野先生的提问，鲁迅颇感“为难”。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是一种野蛮、残酷、丑恶的习俗，是中国人的羞耻。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为自己的婚姻问题，就曾经坚决反对“裹脚”。李 允经：《鲁迅的婚姻与家庭·灵台无计逃神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五四”时期，鲁迅撰文更尖锐地抨击了妇女“裹脚”这一传统的陈规陋习。文章指出，“缠足”不仅“与蛮人文化（？）恰合”，而且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鲁迅悲愤地感叹道，“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此外，在《狗·猫·鼠》中，鲁迅还对“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的“繁重”“婚礼”进行了嘲弄。
从《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家长和书塾教育对儿童的禁锢，以及儿童对自由与美的向往和追求。前者着重记叙了家庭教育对儿童心理的隔膜，后者主要写书塾教育的枯燥乏味。特别是《五猖会》，把儿童的天性是如何受到压抑的情形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也许正像许广平说的那样，由于童年的鲁迅对“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海婴》。，所以鲁迅后来一直十分重视儿童教育问题。在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诗歌等几乎他创作的所有文学体裁中，均表达了对儿童的关注。鲁迅关于这方面的杂文太多，不一一列举；小说有《狂人日记》、《社戏》，散文诗有《风筝》，诗歌有《答客诮》等。鲁迅曾经设想，“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而《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封建的家庭和书塾教育儿童方法的极好记录。它们还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儿童心理特征的资料。《五猖会》的结尾发出的疑问，不仅是对封建家庭教育的否定，而且对于今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依然是一服清凉剂。
《父亲的病》是对充满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庸医医道的揭露和嘲讽。父亲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亡故，给鲁迅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即使在他父亲亡故二十多年后，每当提起此事，总是耿耿于怀。并尖锐地指出，那些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庸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呐喊·自序》。然而，进入90年代，这类骗子（不仅限于医学界）居然还能在那里招摇过市，而且许多还都能够得逞；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和悲哀。它说明鲁迅从“立人”——“人国”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说明由鲁迅开创的反传统文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正如鲁迅从“立人”——“人国”这一根本着眼点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观点一样，鲁迅从同样的角度对西方文化持肯定的态度；这也是为许多人早已证明了的事实。王富仁认为，“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鲁迅逐渐加强着的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整体上的否定倾向和对西方文化的整体上的肯定倾向。”王富仁：《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拿来——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之二》，载《文化与文艺》。王得后则认为“在鲁迅看来，外国现代文化是比中国传统文化更进步的文化，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更高级的文化。”王得后：《鲁迅对于改革民族文化的思考》，载《鲁迅研究》丛刊，第12辑。不过，鲁迅在肯定、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时，与同代人中某些人所持的盲目崇拜，全盘照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有独特的见解，坚定的原则，这就是有名的“拿来主义”。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占有，挑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虽说“拿来主义”这个名词的出现是30年代，但是“拿来主义”的观念在鲁迅思想中却早已形成。早在20世纪初，鲁迅的一系列论文诸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都是“拿来主义”的产物。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原则，在《朝花夕拾》里也有着鲜明的表露。其中典型的篇章，是《琐记》和《藤野先生》。童年——少年的鲁迅，对封建社会固有的教育模式、陈规陋习、伦理道德以及周围人们中骗子的“巧滑”卑劣，流言家的造谣中伤，感到乏味，厌烦，恐怖和绝望。《琐记》中这样记载：“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无论其为畜牲或魔鬼。”在南京矿路学堂，当鲁迅得知有一部名叫《天演论》的新书以后，便“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翻开一看”，真是让人耳目一新，文章这样描写道：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仿佛看到鲁迅在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时，那激昂兴奋，神采飞扬的情态了！尽管这举动遭到了来自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指责，但是，久旱遇甘霖的鲁迅“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据许寿裳记载，鲁迅对《天演论》的热衷和熟悉，使他在三年后提起《天演论》，其中“好几篇能够背诵”下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天演论》为鲁迅早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藤野先生》摄取了鲁迅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侧影。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先驱者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日本。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鲁迅说，“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去学习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文章记录了鲁迅仙台学医以及弃医从文的思想历程。他在谈及单独一个人跑到从来还没有过中国留学生的小市镇仙台去的原因时说，出于对“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