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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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正是借助它们和现实人物的“神似”的特点，使所写的形象比照得更加显豁。这些历史上的故事不但本身是生动的，形象的，有趣的，而且反映着一定的历史内容和已往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借助它们来表现和揭示现实生活，就会加深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赋予杂感形象一定的历史深度，给人更深刻的感受，因而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这种形象化方法，从美学上说，是一种文学的联想。作者在生活中受到某种人和事的激发，有感于心，就很自然地想到以往积累的那些类似的、或有某种关系的、或成为鲜明对比的古代的人和事，形成类似联想、关系联想，或对比联想等等。作者就借助这种联想来构造形象。但是，当作者联想到这些古代人物事象的时候，往往只会直觉地想到它们的某些类似的特征，也只是借用这些特征来表现他需要表现的今人今事，并不需要在作品中对被联想的事物作全面的评价，正如借用李逵抡板斧这个特征来讽刺今天的极“左”人物时，并不需要在作品中对李逵这个人物作全面的评论一样。说明这一点，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把杂感作品和一般评论文章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在论述历史人物事件时，要求作出尽可能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不允许截取和夸张事物的某一侧面或某一特点来附会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像人们深恶痛绝的“影射史学”那样。如果我们硬要把鲁迅杂感作品当作科学论文看待，不加分析地把其中的一些文学性的形象概括当作科学的理论论断，那就难免发生误解。
前面我们对鲁迅杂感所勾画的解剖图式的杂感形象的几种情况和特点作了分析，目的在于说明：杂感作品是用它特有的形象化方式来反映和指示生活的。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毛泽东：《论鲁迅》。。这是对鲁迅和他的杂感的符合实际的概括。人们大约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阅读鲁迅杂感的时候，首先得到的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正是那数以百计的各种人物的脸谱，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相。作为一个文学品种，鲁迅杂感的主要成果不在于理论上的建树，而在于如同冯雪峰说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中华民族的解剖图”。鲁迅的精深博大的思想，他对中国社会的许多卓越的见解，也就渗透在这个解剖图中。鲁迅的杂感形象，揭示了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它不但给人以理性的启发，而且给人以情感的、道德的、审美的陶冶。鲁迅杂感之所以“能移人情”，其美学根源首先就在这里，杂感作品的文学本质，也首先表现在这里。
杂感形象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象，可以说，它是一种不是用线条，而是用文学语言组合成的漫画。有人说，鲁迅的每一篇杂感都可以画成一幅或多幅讽刺画，这决不是夸张之谈。大家都知道，鲁迅对漫画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写过不少专门论述漫画的特点和表现方法的文章。其实，他所谈的漫画的特点和手法，也正是他勾画杂感形象的特点和方法，至少这二者在原则上是相通的。鲁迅全面地把漫画反映生活的方法和文学散文的形象化方式结合起来，创造出杂感形象这种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化方式，这是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如果用别的文学品种的形象化方式来贬低、甚至否定杂感文学的形象化方式，那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辩证法的。
那么，杂感的形象化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呢？根据鲁迅的论述，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直接性。也就是鲁迅说的“直写事实”，写出“真相”《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鲁迅把杂感形象的“写实”，叫做用“廓大镜”或“显微镜”照出来的“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杂感形象是直接勾画生活中的人和事的，不同于小说等作品的塑造新的形象。小说的形象化可以而且必须虚构、缀合、创造；自然也要求真实性，但那是指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真实性，绝不能要求它“直写事实”，揭露“真相”。杂感形象则不同，无论是写“类型”还是写“社会相”，都只能直接提炼和写出客观对象的真实情形，不允许虚构、编造，甚至不能言过其实或过甚其辞。如果杂感形象写了对象本身所没有的东西，或者作了夸大其辞的概括，那么，这个形象就站不住脚，失去存在的价值。所以鲁迅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便能有，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讽刺》。杂感形象的生命和价值在于真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漫谈“漫画”》。。
第二，“必须切贴”，“形容惬当”《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所谓“切贴”，并不是“细画须眉”，而是“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漫谈“漫画”》。。这“包括着‘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题未定”草（二）》。，不但形象的形态特征要与被写对象“切贴”，而且着重于精神特征要与被画者“切贴”，而且要做到“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因为杂感的任务在于针砭锢疾，如果所画形象与“锢疾”离神走样，人们就会摸不着边际，它就会削弱或丧失针砭的意义。小说等文体的形象则不同，它们是有自身性格和生活逻辑的人物，不能要求他们与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和事“切贴”，否则就会变成“影射小说”，而这样的形象反而没有生命力。杂感形象则“必须切贴，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这样的形象“才能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第三，写出“标本”性的形象。鲁迅说杂感形象是“病理上的图”，是某类社会病症的“标本”。这就是说，这种形象图要体现出某类症状的共同的、基本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杂感形象成为社会病状的“标本”，就要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所写的对象必须是可以当作社会病症的标本的事物。也就是说，所写的人和事要有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社会的某种代表的意义。鲁迅说，这种形象“既不是‘揭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什么是讽刺》。；它“批评的是社会”，要“据大多数立言”《集外集拾遗补编·拳术与拳匪》。。这就要善于捕捉那些发人深思的、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作为写作对象。没有社会意义的东西是不能成为杂感形象的。其二，要提炼和概括对象的典型的特征。就是说，要写出一类人或社会现象的共同的、能体现其本质的主要特征，特别是主要的心灵特征，通过这种典型特征来提起“全般”《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即让人们通过这些特征能窥见和想象到其整体面貌和内在奥秘，并使人们借以看到自己的或社会的病状。其三，必须是形象的概括。抽象的概括只能成为概念，不能成为标本。而提炼出体现对象的某些本质方面而又不脱离感性形态的特征，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或“廓大”，却能造成可感的形象，能够得到“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的效果，成为有艺术价值的“标本”或形象。总括地说，这种提炼、概括有一定社会典型意义的某些事物的典型特征，造成有“标本”意义的形象的方式，就是杂感形象的典型化方法。这种方法所写的形象不是个体形象，而是综合性形象；它不是强调个性特征，而是强调类型特征；它不是塑造具有独特的性格历史和行为历史的典型形象，而是勾画某种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状的具象的解剖图。所以，杂感的典型化与通常所说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种典型化方法不大相同，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也是一种典型化方法。
由于上述三个特点，又必然形成杂感形象的另一特点：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它不但“直写事实”，而且要“切贴”地写出对象的姿态和精神，这就具有特殊的直接的攻击力。它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见怪不怪的东西形神毕肖地突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以强烈的感知。鲁迅在谈到萧伯纳的讽刺艺术时说过：它使对象“登场”；“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留一点”《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毫无疑问，鲁迅杂感形象所取得的就是这样的艺术效果。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形象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这就使得那些稍有杂感形象的某些特点的人们，都会感受到它的批判锋芒，因而具有普遍的反省意义。鲁迅曾说，“叭儿狗”这个形象“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伪自由书·前记》。。又说：“洋场恶少”这个形象“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枝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由此可见，杂感形象确实是直接触动着人们的感觉神经的，它特有的这种尖锐性，是其他类型的文学形象所不能比拟的。也因为如此，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锐利的战斗的武器。鲁迅把杂感称为“匕首”、“投枪”，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这个特点的概括。
一般说来，鲁迅杂感所勾画的主要（不是全部）是讽刺形象。讽刺的本质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给人看”《华盖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但它决不是自然主义的丑恶展览。从客观现象到写成杂感形象，经过了作者的深刻的认识、理解和批判，包含着作者的审美的判断，包含着作者对丑恶事物的否定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融合着作者的政治情感。鲁迅在谈到毕亚兹莱的讽刺画时说：在他的作品，“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集外集拾遗·〈比亚兹莱画选〉小引》。。这就异常深刻地揭示了讽刺形象的美学特征。而且作者还透过对丑恶现象的解剖，揭示生活中的本质的东西，显示出某种真理性；而真理总是崇高的、动人的。所有这些，就使得在否定的形象中透露着肯定的、崇高的东西，在假恶丑的形象里体现出真善美的理想，在滑稽可笑中表现出严肃性和庄重性。杂感形象在这里体现了它的巨大的美学价值。
杂感作品之所以有力，自然还得力于其中的剖析性的议论（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但主要地还是得力于它所勾画的杂感形象。实际上，鲁迅的不少杂感几乎没有发什么议论，如《唐朝的盯梢》，只是引了古人的一首词，加以现代色彩的翻译，画下了盯梢者的可耻可恶的形象；《中国的科学资料》只有三句话，概括出一种可笑的社会相。但它们却有很强的讽刺力量。杂感的艺术生命力，它的美学价值，主要地取决于它的形象性。至于以理论论述见长的文章（包括短文），则又当别论，它们另有所属，不应列入杂感作品范围，它们不属于文学。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论鲁迅杂感的文学本质（4）
三、鲁迅杂感议论的文学性能
鲁迅杂感无论是勾画形象还是剖析生活、表述思想，都是通过议论来实现的。“纵意而谈”是杂感的特点。因而它在形式上接近于政论文或一般理论短文，而且很容易与这些文体相混同。有些研究者把杂感的写作特点概括为以严密的论证（理论论证或逻辑论证）为主，以具体事例为附，并且认为杂感的例证是经过作者的想象和艺术加工的，因而具有文学形象的因素。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的概括并没有把杂感作品和一般理论文章区别开来。我们知道，所有理论文章都是以理论（逻辑）论证为主，而且都要运用具体事例作为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上述概括只能说明一般理论文章的特点，而不能说明杂感作品的特征。而且严肃的理论论证是不能以经过艺术加工或想象的事物作为论据的。企图强调杂感是以理论（逻辑）论证为主的文体，就很难说明杂感的文学本质。别林斯基说过，文学“不是论证真理，而是显示真理”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作为文学散文之一的杂感，也应当在这一点上区别于非文学的理论文体，虽然它的“显示”采用了独特的方式。
从总体上说，杂感作品不是以论证为主来论述某种理论（包括观点、原则等），而是以人物事象为中心来剖析、揭示生活；它不是把生活现象作为理论的例证，而是把生活现象作为反映和剖析的对象；杂感的成果主要不是表现在理论论证方面的建树，而是在于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对象的面目和本质。由于这种根本性质的区别，就使杂感议论在职能、语体和效果等方面，都不同于理论的论述，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的议论。
鲁迅说过，他的杂感是谈论“平日见闻的事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事理”是寓理之事和事中之理的统一。谈事，就是谈论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这是构成杂感形象的基础。谈理，就是揭示蕴藏在这些人和事之中的道理。一般说来，在鲁迅杂感中这二者是融为一体的，但也有些作品在这二者中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谈论人物事象，揭示其真实面目，有的侧重于通过各种现象来揭示和说明某种道理。但不管哪种情况，杂感议论都担负着这样两种职能，这就决定了它本身是一种以叙事状物、抒情写意为主的散文化的议论，而不是以思辨的逻辑论证为主的理论论述。
杂感议论的谈事职能的文学特征，表现在用富有形象性的语言，叙述或描绘事物的生动形态，构成杂感形象。在谈人的作品中，它主要是描述人们的心理、神态、言行特征等等，实际上是勾画人物类型形象的手段。《“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品。人们往往强调这篇文章的逻辑论证的严密性。其实，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并不是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理论的分析和论证；这篇文章之所以尖锐有力，主要在于它借助梁实秋的言论，鲜明突出地勾勒出这一类人物的脸谱。所谓“走狗”、“丧家”、“乏”等，也不是理论命题，它们不过是对梁实秋等人的政治特征的形象化的概括。文章的议论是围绕着梁实秋的一段话展开的，鲁迅认为这段话正是梁实秋等人的面目的“活写真”，剖析这段话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活写真”突出、廓大，从而显示这类人物的本质。文中提炼的这类人的几个特点，即“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穷人都狂吠”的“走狗”的特点；“不知道主子是谁”，“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依然是这样的“驯良”和“狂吠”的“丧家”犬的特点；用下贱而“时髦”的诬陷手段，“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的“乏”的特点等，这些都是形象的概括和描述。自然，这些形象化的描述是从梁实秋的言论中推演出来的，同任何思想形式一样，都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逻辑。但重要的是，它不是经过逻辑的推论达到某种理论的抽象，而是合乎逻辑地勾勒出这类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杂感议论一般采用凝炼、概括而又富有形象感的语言来概括人物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色彩，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