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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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的高度的统一。如果说一般评论文章与杂感作品还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评论文要求论述的严谨性和明确性，杂感则要求文学的曲折性和含蓄性。
五、鲁迅杂感对我国散文的重大发展
鲁迅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鲁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杂感文学正是适应现代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大成果，体现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战斗传统。同时，这种文体的形式又与我国古代散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古代散文某些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冯雪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先生的杂感散文，看成为先生的独创，即在西欧文学上亦少见，并且它和中国的散文有着很深的渊源，先生亦认为是对的。”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附记。可见，鲁迅对杂感文体的独创性和它与古代散文的历史联系这两个方面，都持肯定的态度。
那么，鲁迅杂感在我国散文传统中的“渊源”是什么呢？许多研究者指出鲁迅杂感的语言和风格受先秦的庄子和魏晋作家特别是嵇康的影响。这有一定道理。鲁迅曾说自己“看过许多旧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做的白话上；常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写在〈坟〉后面》。。其中他比较喜欢庄子、嵇康，所受影响当然也较大。其实，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的成长，都必然多方面地受到前代文学成果的影响，从已往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提高文学修养，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鲁迅当然更是如此。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仅从鲁迅杂感的语言、风格方面来研究他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并不能说明鲁迅杂感对我国散文的重大发展。鲁迅在我国散文史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具体地说，他发展了我国散文的那些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我国散文从一般的论道、抒情、述志，发展为直接揭示和勾画现实生活，形成了一种战斗的杂感文学。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鲁迅对古代散文作家的评价，就可以看到他对散文创作所持的美学原则，可以看到他对散文创作的主张和要求。而这对于理解鲁迅杂感的历史渊源有极大的关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先秦散文作过较系统的论述。总的说来，他认为儒、墨、道三家的散文都是论道之作，他们为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这种以论道为宗旨的文章，自然同以反映生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有距离。所以，鲁迅只从是否有文采这个角度予以评价。他认为《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这自然没有多少文学趣味。对《孟子》，鲁迅感兴趣的是某些“叙述则时特精妙”的片断，他举出其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为例，而这一段确实生动而深刻地画出了现实社会中某些人的嘴脸，因此鲁迅比较欣赏。对儒家中的散文巨子荀况，鲁迅只谈了他的几篇赋，他的颇为雄辩的论说文，鲁迅却不把它们放在文学之列来评论，这大概是由于这些文章主要地论证某种哲学思想的缘故。对于法家诸子，鲁迅认为“法家少文采”，韩非“皆言名法”，当然难称属文学，“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上述几派散文，从文学角度看，鲁迅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惟赞赏孟子的某些作品中描画世事人物的“精妙”之处，这反映出鲁迅对散文创作的很重要的见解。
“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鲁迅特别赞誉庄子的散文，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但这也只是从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恰恰尖锐地指出了他这种论道之作的根本性的缺陷：“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这就是说，庄子散文不写社会世态，不反映现实生活，鲁迅显然是不满意的。鲁迅曾经说过，对那些“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的作品，“不看也可以”《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庄子散文的“空言无事实”，正与鲁迅要求散文作品揭示社会生活的主张大相径庭。这些都说明了鲁迅杂感与这类论道的散文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有的同志（包括雪峰同志）认为先秦诸子如韩非、墨子、庄子等散文与鲁迅杂感“一脉相承”，甚至认为他们的散文就是“典型”的杂感作品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西汉散文中，鲁迅特别看重贾谊与晁错，以专篇论列，就因为他们的作品能触及社会情形，揭示出社会弊端。鲁迅认为贾谊《治安策》“历指其失，颇切事情”；晁错的《贤良对策》等也“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且颇为“沉实”。他对二人的这些作品评价很高，推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些文章都是陈政事的策疏，不能算作杂感，但其直言时事，揭摘弊病的长处，深得鲁迅所赞赏。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主张，鲁迅对魏晋散文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嵇康的愤世嫉俗，敢于藐视旧礼教、旧传统，以及他的散文的“师心使气”，“思想新颖”，“慷慨激昂”，讽讥时政，敢“发议论”等特点感兴趣。这当然不完全是文章风格问题，首先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的问题。这方面对鲁迅的杂感创作是确有影响的。
鲁迅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从总体上说，态度比较冷淡，几乎只是在讽刺的时候才提到他们。例如在《答KS君》中说：“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从这里看出，鲁迅对八大家散文的“清通”是肯定的，但此外没有作过较高的评价。鲁迅为什么持冷淡态度，他没有作过直接的论说，难于揣测。他谈到宋代散文时说它们用以“载道”，“提挈经训”，他对那种“文以载道”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好感。而这恰恰是韩愈等人的主张。对八大家散文中的某些具体作品，鲁迅也有过赞许，例如，他说欧阳修的《读李翱文》，也并不那么“纯厚”，对某些社会现象也“悻悻得很”《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所赞赏的也正是一些有针砭时弊内容和倾向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唐末的小品却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的“《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辉和锋”《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对于明末的小品文，鲁迅也肯定了“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作品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喜欢这一类散文，当然不仅是因为其形式的短小灵活，而是他所说的“先看内容”。这类作品不同于那种“讲小道理，或没道理”的“小品”，也不同于那种只求“雍容，漂亮，缜密”的“小摆设”。它们“有骨力”，短而“并不‘小’”《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其所以不“小”，就因为它揭示有关社会人生的大问题、大道理，是不能同一般之所谓“小品”等量齐观的。这类散文的这些特点，无疑对鲁迅杂感文体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
上述这些情况说明，鲁迅对我国散文的评价，主要地着眼于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关系，主张散文要深切地反映和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迫切的问题。这是他一贯执著的一条鲜明的美学原则。如果说鲁迅杂感的历史“渊源”，那就是历代散文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鲁迅杂感对我国散文的发展，最根本的就是极大地发展了古代散文中直接揭示生活的那些方面的朴素的传统，使散文创作面对广泛的社会生活。它们已不是一般的论道述怀之作，而是以迅速地、及时地反映和揭示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有关的社会问题为宗旨的一种战斗的文学体式。当然，这样说并不是笼统地贬低论道述怀的优秀散文的价值，而是要说明杂感文学的本质特征，说明鲁迅杂感在我国散文史上的独特地位。
由于鲁迅杂感的这个根本性的特点，就使它产生不同于以往散文的质的变化。
首先，鲁迅杂感自觉地以社会生活为写作对象。“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它从一般散文的以个人的论道、抒情、述志为主转变为对客观事物的揭示和勾画，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其题材之广泛性和尖锐性，都是传统散文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鲁迅杂感的文学形象，已不是一般散文的语言表述的形象性，它已发展为着意勾画客观生活的形象，即人物“类型”形象和“社会相”。这种形象的本身就概括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没有哪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能像鲁迅杂感那样广泛地概括出众多的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和社会形象，展示出“时代的眉目”，成为社会人生的镜子。
第三，由于鲁迅杂感以揭示生活为宗旨，它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发掘和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和道理，因而具有强烈的哲理性。而这种哲理都与人们的生活和斗争息息相关，所以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鲁迅杂感闪耀着以往散文难于相比的哲理的光芒。
第四，鲁迅杂感着眼于社会生活，它的抒情不同于以往散文主要从作者的个人遭际境遇出发，抒发个人的身世感慨。它以评骘社会为己任，表达对客观生活的态度和评价。因而鲁迅杂感的情感形象概括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反映着作品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情感，深广、崇高、壮美，具有强烈的、普遍的感染力。
所有这些质的变化，归根到底，都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鲁迅杂感的文学素质，使它的文学本质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既然人们承认传统散文是文学作品，那么，也就更有理由肯定鲁迅杂感属于文学，而且是一种有着新的内容、新的特点的文学类型。当然，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具体作品而言，它们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不可能是划一的。重要的是，鲁迅对杂感创作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并有大量的体现着他自己的主张的杰出的作品。深入研究鲁迅关于杂感创作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这一文学样式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无疑都会是有益的
1983101草讫
（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5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1）
“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为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我以为，这原因在于：鲁迅杂文实现了杂文这一边缘性文体的直接评论性与文学性的浑然融合，实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多方面地、卓异地体现了艺术的本质；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典范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杂文的艺术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其中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似乎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之处，即：未能紧紧扣合杂文形式本身的文体特点去立论，往往是较多地分析了鲁迅杂文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具体手法，而未能从整体上去阐明鲁迅杂文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了艺术的本质，何以是杂文创作的典范和艺术珍品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主要从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一特定角度来窥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
黑格尔在谈到艺术的分类标准时说过：“分类的真正标准只能根据艺术作品的本质得出来，各门艺术都是由艺术总概念中所含的方面和因素展现出来的。”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第12页。应该说，这个观点同样适合于语言艺术——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划分，适合于对杂文包括鲁迅杂文的研究。
不管“杂文”这一概念的涵义，“杂文”这一形式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演变，但它在“五四”时期经鲁迅之手的重新铸造，从文学散文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却是毋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大家也已经习惯于把文艺性的评论文章（杂文）同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区别开来。——这是有其必然性的。社会实践需要杂文这种文体，因为它能够同时满足人们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具有直接的评论、议论作用，二是具有艺术感染力。正是这一特点，为一般的文学散文和一般的评论文章所无法代替。也就是说，“杂文”能够独立成体，与它本身的特点及其由之决定的独特功能密不可分。因此，研究鲁迅杂文的艺术，决不可以撇开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撇开鲁迅杂文是从哪些方面和环节展现了艺术的本质，以及这种展现的具体特点。
那么，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究竟何在呢？
我们说，杂文文体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两重性，即兼有评论性和文学性。
从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区别入手，易于揭示杂文文体的这一本质特征。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类可归，有其质的确定性，但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相邻的两类事物之间，总有中间、边缘地带，有某些过渡物存在。就文学来说，除了比较纯粹的文学与明显的非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介乎二者之间的杂文学。这种现象，与文学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散文诗、寓言诗、童话剧、诗剧等），艺术内部各种形式的相互渗透（产生了舞剧、美术片、舞台艺术片等），艺术与非艺术的相互渗透（产生了科教片、新闻纪录片、武术等）一样，都是辩证法的体现。
文学散文也有“纯”、“杂”之分。一般地说，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是纯文学，因为它们都是靠描绘艺术形象或生活画面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运用的主要是形象思维。而只要是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就无法被写成纯文学，充其量只能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只能算是杂文学。先秦诸子的一些文章，将哲学、政论与文学结合在一起，应以杂文学视之。因其主导的方面是直接发议论，就不能不相当突出地运用逻辑思维，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去证明某个论点。所以，它不可能主要地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生活本身的形式去显示某个主题，而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使用。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只能属于杂文学。从魏晋起，文学自觉的时代开始了，但因社会实践的需要，文学作品与哲学、学术、应用文章，仍然既有分，又有合。不过，杂文学散文写得好的，可以将逻辑形式与生活图画、逻辑论证与形象显示、理智与感情熔于一炉，达到高度、完美的结合，其艺术成就未必低于某些优秀的抒情、叙事散文。
鲁迅对于“杂文”的看法，就其文体的性质来说，认为是——“议论”、“评论”。如他在谈到编辑《莽原》时，曾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所以尚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两地书·三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