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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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厦门写作了《奔月》（1926），在广州写作了《眉间尺》（1927）直至晚年到达上海，于1934～1935年间重又加密，连续写作了《非攻》（1934）《理水》（1935）等，编成了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总结了一生的创作。在可以印证《野草》和《朝花》的《两地书》后，鲁迅和许广平又分别编成了贯通前后创作的诗文合集《集外集》（1935）和《集外集拾遗》（1938），这两集在鲁迅逝世前后分别编成，既可以和鲁迅前后五种创作参证，也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感情的无言纪念。综上所述，略可成下表：《呐喊》（1923）《集外集》（1935）
《彷徨》（1926）
《野草》（1927）
《两地书》（1933）
《朝花夕拾》（1928）
《故事新编》（1936）《集外集拾遗》（1938）
综上所述，鲁迅作品的基本纲目已现，乃蔚为大观。而《坟》在里面承前启后，居于重要的地位。鲁迅后来在编辑文集时，将《坟》置于最前，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确有其意义，可予重视。
《坟》是鲁迅1926年10月～11月在厦门时编定的，其时鲁迅结束了在北京的14年生活，正处于转折时期。此书中的文章，写作时有写作时的思想，编定时又有编定时的思想，两者虽然差别甚微，却相当重要。编写时的思想体现在《题记》和《后记》中，也体现在编排选择上，例如把早年的四篇文言论文变换次序，就是再次肯定对宗教的舍弃。编定后取名为《坟》，有埋葬过去之意，但也不无留恋：“电灯自然是辉煌着的，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悔者是怎么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坟》本身为封闭之象，但“淡淡的哀愁”从中逸出，则封闭仍未严密。这样的心境虽已逝去，仍会再来，这里的疑惑确实难以解脱净尽，于是上下串联，沟通了鲁迅整个作品的网络。
（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3月号）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热风—在新旧思潮撞击中的文体选择与创格
《热风》是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辑录的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年代写的随感录或短评。随感录在鲁迅多姿多色的杂文世界中，是风格卓异的简隽文体，是一枝独秀的奇葩。
中国现代杂文是以1918年4月《新青年》创设“随感录”专栏为起点的，由于这种文体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委婉机智，语言活脱，成为“五四”思想战线上新文化向旧文化进击的灵便武器，很快风行开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瞿秋白、郑振铎等一代新文化先驱，皆涉笔随感录，使现代杂文的开端声色不凡，蔚为壮观。
在随感录的作者群中，鲁迅涉笔于这种文体，是一种更自觉的文体选择，是把他的思想家的锐敏与洞见力，把他的艺术家的深厚积累与幽默天才，把他的诗人的丰富情感贡献给了这种文体；只有他才与这种文体一拍即合，才成为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这种选择首先是自觉意识到当时思想革命的需要。他在1919年4月复《新潮》编辑的信中就表明了这种服务于思想革命的文学意向：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二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高兴。（他们有许多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他们仍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在新文化的战士中，鲁迅是最深切感受到大变革的时代需要议论性文体的一个，尤其是在新旧思潮激战的时刻。用“纯粹科学文”宣传科学的新信仰固然必要，但科学的真理遭亵渎的事实证明了新信仰难于在旧文化的废墟上立足，这就需要扫荡旧物，痛刺“中国的老病”，苟安者怕议论，新文化的战士“偏要发议论”，而且是“毒重”的议论。而“猛烈的攻击，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两地书·三二》1925年6月28日。，所以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就以随感录为起点，开始了他的以杂文为主体的文学生涯。
此外，鲁迅之不主张仅仅以“纯科学文”向国民作思想的灌输，还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的深切了解。“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老地方”《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这除了因为封建主义的文化专制外，还因为传统的思维方式缺少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老子的“道”虽然是抽象的，但论证则是直观的，经验的；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对一些需要超脱直观经验在纯思辨领域去理解的新概念，新思想“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这就使鲁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象，所以不会相干”《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而随感录或杂感便于从直观上启发人，警醒人，这也是鲁迅选择杂文为主要思想启蒙武器的原因。
当代法国著名结构主义美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文体却是一种凝结着作家气质和他的语言的必然。在前者那里，作家找到了与历史的亲近关系；而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与本人过去的亲近关系。”董学文译；R巴特著：《符号学美学》所附《写作的零度》；辽宁人民出版社。鲁迅选择杂文创作，不仅是因为发现了杂文是他与大变革的时代相契合的最好形式，而且发现了杂文与自身的人格、思想、艺术气质的亲近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当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时，不只宣告了现代小说的诞生，而且狂人警策的议论，惊世的呐喊，深广的忧愤，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气质也预告了一个现代杂文家的出现。四个月以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随感录，从而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了杂文的写作，是毫不足怪的了。
朱光潜先生指出：“第一流的随感录的作者往往同时具备哲学家与诗人两重资格，……惟其是哲学家，才能看得高远，也看得细微，惟其是诗人，才能融情于理，给他一个令人欣喜而且不易忘记的表达方式。”朱光潜：《艺术杂谈》。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作者群中，鲁迅不是“哲学的艺术家”，所以他的随感录不是政论的诗化，而是“艺术的哲学家”，因而他的随感录是诗化的哲学。他有着写出第一流的随感录的艺术积累。
随感录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传统的议论文大都讲究直观领悟，所说之理，一般不循逻辑分析，进行演绎推理，而用寓言联想的方式让人意会，将寻常事理凝结为让人咀嚼的箴言，有感而发，意到笔随。或箴言戒世，指导人生；或引类取譬，论辩驳难；或谐辞隐语，讽喻世态，不拘一体，因此传统的“论体”、“说体”不少就是精巧别致的随感录。像庄子的机智奇巧的哲理寓言，韩非幽婉辩证的《说林》，嵇康清峻通脱的议论体，佛家喻理明慧的《百喻经》，以及一些杂记杂说，皆为鲁迅所深心喜爱。他对传统论说文简隽而长于悟理之精髓的独特感受与嗣续，使他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外，鲁迅对西方的随笔与尼采的格言文体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4年，他翻译厨川白村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其中他所翻译的厨川白村论Essay一文，公认为是对正在兴起的小品文的权威界说。而尼采格言式的文体，也为鲁迅所借鉴，他称许尼采“用箴言集成”的文章“太好”，曾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文序跋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鲁迅早期对尼采的喜爱，不仅在于他的反偶像崇拜，反传统的超人思想，而且也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尼采用精彩的妙语，随时记下时时闪现的思想的只言片语，警策的格言，奇异的联想，诗样的激情，不用逻辑的分析、综合、论证，在哲学的玄思中，任一粒粒思想的珠子串连成文，即使前后矛盾也不顾及，所以这个哲学家又被人们称为诗人、文体家。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虽为小说，但也颇具尼采哲理散文的情韵，每一节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随感录，而他的《热风》则被人尊为“中国的尼采”。
所以鲁迅之最终走上以杂文为主体的创作道路，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外，还有着自身的思想情调，艺术气质的内在原因。冯雪峰曾指出杂文“更适合于鲁迅先生的战斗性格和他的思想要求”，“更适合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不停地思索着的那种情况”，因此，“杂文也就成为他的艺术天才的创造性表现了。”冯雪峰：《回忆鲁迅》。
一种文体的确立总是依赖于它的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完成的，鲁迅的文体选择正意味着一种新文体的创造，他收集于《热风》中的随感录虽可看出对古今中外相类文体的承传借鉴，但却以一股清新之气超逸于历史之上，而创格为一种新的现代杂文，成为现代杂文的光辉起点。
什么是“随感录”，鲁迅没有作过解释。他在《热风》的《题记》中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那么在他看来“随感录”即是“短评”。其后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鲁迅也称为短评，但同为短评，风格并不相同。鲁迅曾这样比较过《热风》与《华盖集》的风格差异：“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华盖集·题记》。前者质直，后者婉曲，固然表现着杂文风格的演进，但《热风》的“质直”却自有它的意义。
风格并不全然属于作家自己，风格也是在历史中形成。风格是时代精神，民族性格及作家个人气质的统一，对于文体风格来说更是如此。“五四”时期是一个收纳新潮，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自然要求文学上的晓畅、明快、质直。从文学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早期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大都表现着启迪人思索，激发人情感的热烈明快的风格。《热风》中的随感录也大都表现出这种时代的新风格。比如这样一些反国粹主义的议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须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随感录三十六》。完全是直白。不用细思索，就可知晓。再比如“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随感录四十六》。，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干脆爽直，不容人置辩，今天读来会觉得少了一点辩证法，但比之那折衷调和之论，更表明了收纳新潮、吐弃陈套的革新精神，而所列举的“孔丘关羽”“达尔文易卜生”已经符号化，是越出了概念实体自身的表征新旧文化精神的符号，质直的判断，表明了文化价值的符号选择。再比如“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随感录三十八》。诅咒旧文化的“昏乱”，这种激进的言词在今天看来，不只质直，而且过分激烈，但在新旧文化剧烈搏斗的年代，在一个古老的衰朽的民族需要再造生命的年代，改革者面对复古势力的冷嘲侮谩，而出之以这样激烈的文辞是算不了什么的。林语堂说得好：“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林语堂：《插论语丝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热风》中的随感录，简短而质直，晓畅而峻急，是早期杂文的战斗风格，即如鲁迅评“玄同之文”：“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两地书·一二》；1925年4月14日。，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热风》的文体风格。
《热风》是一部文体风格统一的短评集，鲁迅没有将1918年7月写的《我之节烈观》及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思想随笔收入，正是为了保持《热风》文体风格的统一。《热风》中的文章，有些尽管并非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但我们都可称之为随感录，在保持形制简短，自由活泼的统一风格下，其体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一事一议的随感体。即以“随随便便”的絮语，向病态社会发诛心之论：“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议论是从小事小问题入手，在人们不以为病，不觉其苦的地方，指出其病苦，以新文化，新道德观开拓出全新的思想境界，有着巨大的思想启蒙力量。叙事简明，议论切要，去芜存精，尽量用联想代替逻辑推理，读后有着沉睡的意识与情感重被唤醒的清新之感。如：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转转，没有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会使他们与新时代不合。
……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一个寻常的教育孩子的问题，经作者对常见不怪的生活现象的观照叙述，竟让人悟出了是一个要变“孩子之父”为“‘人’之父”的社会思想革命的问题。“人之父”的崭新观念唤起了人们对长期习惯于“孩子之父”的经验的反思，对于宗法制下的父子之情的重新审视。作者对“人之父”与“孩子之父”新旧两种观念的对比择取，使人们从对经验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