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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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鲁迅已经较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开始注意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以及有关苏联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南方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这些主、客观的新因素，促进了鲁迅认识的发展，对于如何改革中国社会问题，他不再停留在思想革命上，而萌发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革社会的思想。
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拟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午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章士钊住宅质问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理由，结果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第二天，鲁迅就在《北京通信》中评论说：“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合法的和平集会，遭到残暴的镇压，就必然会发展成为非法的激烈的反抗。这是鲁迅从十月革命中所得到的启示。4月8日，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4月14日，他在肯定宣传在革命过程中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改革社会最快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其次，革命党人必须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辛亥革命虽然是暴力革命，但依靠的是清朝新军的起义和会党的武装，孙中山自己没有军队，最后不得不与拥有强大武装的袁世凯妥协，导致革命的失败。第三，革命党人掌握武装，充足实力是“第一要图”，其他宣传等各种言动，只能作为辅佐。显然，这里已经把思想革命放到从属的辅佐地位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终究要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鲁迅这时之所以能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这样的教训，之所以能产生“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的新认识，是跟他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苏联的实际情况，竭力封锁，肆意歪曲。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文艺运动，鲁迅积极支持共产党员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出版，并于1925年4月12日为其写《前记》，开头就说：“俄国既经1917年10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短短几句话，显示鲁迅对诞生不久的苏维埃社会的实际情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末了还特别指出：“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按：即马克思主义）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声讨段祺瑞罪行的怒潮。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了揭露段祺瑞、悼念烈士、抒发自己的悲愤，他在二十天内，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和《淡淡的血痕》第七篇战斗杂文和散文诗。头一年学生纪念“五七”国耻，集会游行，出了个“小乱子”；本年三月十八日，学生为了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横蛮干涉中国内政，举行游行请愿，结果出了个大乱子，死伤二百来人，酿成了学生运动史上的空前大惨案。鲜血淋漓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对于凶残的段祺瑞政府，和平请愿是无用的。然而，“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人，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他坚信“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因此，鲁迅反复强调，“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华盖集续编·“死地”》。“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是需要付出大量鲜血的；显然，在他看来，要改革社会，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不能依靠徒手请愿，而必须通过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烈士的牺牲将“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别种方法的战斗”，其含意就是指这种斗争直到武装革命，也就是“火与剑”。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而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惟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号召人民立即团结起来，进行“武装和革命”《向导》第一四七期（1926年3月27日）。，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鲁迅的认识是符合党所指引的方向的。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2）
从反对文化侵略到强调实力反帝
大革命时期，鲁迅一边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打着考古的旗号，大量盗窃我国古代文物的行径，一边抨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愤慨地指出：“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反对中国改革，竭力宣扬中国的“固有文明”，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永远变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强调由“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向导》第一一七期，（1925年6月6日）。党所指出的反帝斗争的方向，引导着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沿着或背离这个方向，是“五卅”运动中两种思想斗争的集中反映。
其时，正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北洋军阀、陈西滢之流酣战的鲁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已经不是谈论文化侵略的时候，所以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等杂文中，深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反帝斗争的认识和态度。首先，鲁迅揭穿了帝国主义文明的假面具，指出帝国主义屠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暴行，那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帝国主义依仗武力，横行霸道，我们反帝就不能依靠“空手鼓舞民气”，“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对帝国主义讲公道，乞求，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其次，反帝不仅要靠实力，而且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反帝斗争是艰巨的任务，要准备“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的干下去。几十年，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上说，只是一瞬间，“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第三，反帝斗争要分清敌友，不要盲目排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人民，应该区别开来，不能一锅煮。他对帝国主义分子——“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表示了极大的憎恨，但是，“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国际工人后援会为声援“五卅”惨案在《致中国国民宣言》中说：“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跟“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鲁迅特别指出，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英国著名戏剧家、批评家萧伯纳和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这些人“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他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反帝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青年时代。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随着“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鲁迅的反帝思想也不断地向前发展。南京路上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枪声，黄浦江畔卷起的反帝怒潮，预告着一个新的反帝高潮已经到来。这时，鲁迅的反帝思想已经把重点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转到要求“以血偿血”，强调把反帝斗争不妥协的长期进行下去，直至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从驳斥“赤化”烂调到揭露诬蔑者嘴脸
十月革命后，北洋军阀跟在帝国主义屁股后面，把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为“过激”、“赤化”，并往往把它作为排斥异己、迫害革命者和镇压群众运动的一种口实。北洋系各派军阀，不管反动的或开始倾向革命的如国民军，都害怕跟“赤化”沾边。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甚至“考证”出“赤化”的祖先是史书上作为邪恶代表的蚩尤。他在北京怀仁堂一次宴会上大放厥词，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赤化过激都是国粹》；《向导》周刊第一六一期（1926年7月7日）“寸铁”栏。。对于这种恐“赤”病、仇“赤”症，以及荒谬绝伦的“赤化源流考”，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给以辛辣的讽刺：“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竟然在“通缉令”中制造谣言说，共产党“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当时，在南方革命形势推动下，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消除前隙，勾结起来，妄图消灭国民军，以巩固其对北方的统治。“讨赤”，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所竖起的一面黑旗，也是段祺瑞屠杀群众的一种藉口。虽然，直、奉、皖各系军阀都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阴谋镇压，但所谓“讨赤”云云，无非是他们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维护统治的权术而已，受害的却是广大群众。对北洋军阀玩弄的这一套反革命把戏，鲁迅洞若观火，他在《如此“讨赤”》中尖锐地指出：“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这确乎是入木三分的讽刺，揭示了张作霖、吴佩孚之流“讨赤”的反动本质。
英、日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为了给屠杀寻找理由，编造了中国“赤化”、“暴动”的神话。意大利公使翟禄第（领袖公使）在访问段祺瑞时，竟以罢工扩大“显有赤化背景”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171页。为借口，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在有些人错误地斤斤于辩白中国没有“赤化”、没有“暴动”的时候，鲁迅理直气壮地质问说：“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为什么中国人要遭受屠杀呢？这“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帝国主义是欺软怕硬的。鲁迅从希腊独立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中，认识到应该怎样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一些御用的文人学者，也跟着主子鹦鹉学舌，他们诽谤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思想界赞成共产主义者或异己者诬蔑为被苏联卢布所收买。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之流，摆出一副超然的学者风度，调和平正之状可掬，但在反共上，倒都是直言不讳的。1925年春夏间，徐志摩出国途经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撰写一组《欧游漫录》的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凄惨冷清而又残酷无情的国度，尤其是《欧游漫录（十一）——托尔斯泰》和《血——莫斯科游记之一》《晨报副刊》1925年8月1日、6日。，更是对苏联的恶毒攻击。他以托尔斯泰的卫士自居，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是要造成“一座血污海”。鲁迅在《并非闲话（三）》中剥下了这个托尔斯泰卫士的画皮，他嘲讽说：“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在此前后，鲁迅却不断的歌颂十月革命，跟徐志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徐志摩回国后就主编《晨报副刊》，并在该刊组织所谓“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讨论中，有的人攻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独出心裁的，说什么“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不仅驳斥了这类“被卢布换去了良心”的谰言，而且揭露了这类人大抵都是孔孟之徒，他们从“读经”里学到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他们的反共，不过是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鼻息而已，一旦形势变化，“共产”胜利，他们就会摇身一变，进行政治投机，“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统治下，则共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