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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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卢布收买之类的谎言，几乎成为思想界诬陷异己者的时髦法宝。由于《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一事，唐有壬就反咬一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1925年5月18日，唐有壬写给上海《晶报》的信。陈西滢在一篇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居然也扯到卢布上来，说什么由于生活问题，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为许多人的惟一路径，并血口喷人地说：“就是有些志士……他们自己可以捱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现代评论》第3卷第74期（1926年5月8日）。对于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鲁迅在《如此“讨赤”》和《新的蔷薇》中，通过教育界一些人争夺俄款委员会委员职位的事实，争夺苏联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实，嘲讽地指出，“而今而后，……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对于陈西滢之流诬陷别人拿卢布的谣言，鲁迅指出：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是“一钱不值”的，并幽默地揭露他们的行径，正是所谓赵子昂画马，恰恰从“镜中照出来自己的形相”。
诚然，驳斥“赤化”谬论，揭露诬蔑者卑劣伎俩和丑恶面目，在《华盖集》及其“续编”中，鲁迅并无专文论述和正面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往往是顺笔刺之，但在字里行间，其政治倾向性竟是如此的鲜明。这里应该联系鲁迅同时期为《苏俄文艺论战》、《十二个》和《争自由的波浪》所写的序言和后记来考察。在这些序言和后记中，鲁迅公开地赞颂十月革命，指出俄国1917年2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只有到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一个大风暴”，它“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这里不仅仅表现了鲁迅的政治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思想深度，他对十月革命的礼赞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当直奉联军盘踞北京，以“赤化”罪名迫害、屠杀进步人士，使北京陷于军事恐怖统治的时期，北京反动报纸也大肆宣传苏联内部的“黑暗和残酷”。鲁迅结合对《争自由的波浪》一书的分析，尖锐地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过去的“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这就深刻地阐明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血腥镇压，激怒了并且从反面教育了革命人民。所以，革命胜利就要导致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专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很明显，《华盖集》及其“续编”中一再闪耀着的批驳“赤化”说的思想火花的深刻意义，我们透过这些序言和后记，不是看得更清楚了吗？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3）
从抨击“正人君子”到批判“研究系”论客
在思想战线上，《华盖集》及其续编始终贯穿着对“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斗争。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鲁迅的眼光已经远远越过这些“正人君子”的范围，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虽然不放过对陈西滢之流的揭露，但更多地注意到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些最有害的反动势力，如研究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舆论。通过无情的批判，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态度。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我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界人民深感悲痛，连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态度。可是，反动政治团体研究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它所控制的报纸——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连续发表文章，放肆地糟蹋革命先烈，尤其是梁启超的答《晨报》记者问《孙文之价值——梁任公谈话》；《晨报》1925年3月13日。和《时事新报》发表的《孙文真死矣》《时事新报》1925年3月13日。的署名评论，更是极尽咒骂、中伤之能事。前者诬蔑孙中山联合段祺瑞等北洋军阀，“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后者攻击孙中山精神“死已久矣”，甚至诬陷他为：“勾结军阀之孙文也，媚俄媚日之孙文也，恃红党宣传费以生活之孙文也，烧杀市民之孙文也，包庇土匪之孙文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之孙文也”。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先生，岂容肆意诬蔑！鲁迅很快就在《战士和苍蝇》中作出回答，他严正指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人”，他“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自然也有“缺点和创伤”。然而，那些恶意攻击孙中山的论客，自以为完美无缺，其实只是嗡嗡叫的苍蝇而已，“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要出来表态，宣传他们的观点。鲁迅反帝思想的耀眼火花就是在批判种种错误、反动思想中迸发出来的。这期间，《晨报》和《时事新报》连续发表署名社论和评论，如《英日两国宜速猛省》、《正告各友邦》、《论上海英捕枪杀学生案》、《辟赤化说并正告外人》，同时，梁启超、张国淦、顾维钧等还联名发表“宣言”这些文章分别见《晨报》1925年6月5日、6日，《时事新报》1925年6月7日，《晨报》，1925年6月8日。。这些社论和“宣言”，立论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站在帝国主义的朋友的立场，劝告英、日帝国主义放下屠刀，否则将“生其他重大缘故，彼时又果为英日两国之利耶？”他们对帝国主义苦口婆心，说什么“言尽于斯，其熟图之。”“不能不再有一言为各友邦进也。”他们还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反对对帝国主义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主张“通告美法意葡德俄等国，请其主持公道”，甚至提出“在现状之下，此项大问题应该用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同双方的和衷来解决”。面对这类谬论，鲁迅尖锐地指出，“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他反对单纯依靠外交和法律的途径，强调要依靠实力，“抽刃而起”，坚持长期的反帝斗争《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应该指出，鲁迅的批判直接是针对《京报》上某些错误言论的，但研究系所鼓吹的妥协、投降思想，在“五卅”运动中是一股具有代表性的反动逆流，所以，鲁迅的批判锋芒也是指向他们的。
“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言论，跟研究系如出一辙，他们诬蔑反帝爱国运动和辱骂爱国群众。陈西滢竭力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反抗帝国主义，认为只能通过和平的“据理力争”，攻击群众的反帝斗争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1925年6月27日）。。北京部分群众对美国兵野蛮殴打中国巡警和车夫表示了一点软弱的反抗，他竟然斥责群众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1925年8月29日）。对这种认为“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的洋奴逻辑，鲁迅愤怒地痛斥说：“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华盖集·并非闲话（二）》。徐志摩则嘲笑中国人民在“五卅”运动中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什么“时行的口号”，鲁迅尖锐地揭露说：“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这就把这些人为虎作伥的面目彻底揭露出来了。
如何认识和对待“三一八”惨案，北京知识界、舆论界的壁垒是很分明的。以《京报》为代表的进步舆论，迅速地报道惨案真相，大量刊登殉难者惨死的照片，揭露、控诉段祺瑞政府的滔天罪行，悼念死难烈士。然而，以《晨报》为代表的报纸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晨报》在新闻报道里，公然造谣诬蔑群众，为段祺瑞辩解说：“当群众至国务院，卫队关闭铁栏，群众木棍手枪向卫队射击，卫队始开枪向空中告警，约十余分钟始停，群众犹不去，大呼反攻，卫队始实枪弹，向群众射击，遂演此惨剧”。这里，群众简直成了暴徒，卫队倒是谦谦君子，被迫自卫。《大同晚报》报道的腔调与《晨报》别无二致，在评论中还胡说“徐谦在天安门传布共产主义”，“此惨剧，实共产党藉此机会以嫁祸于群众所致”转引自明星的《警告荒谬绝伦的报纸》。《京报副刊》1926年3月23日。至于《甲寅》周刊更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说什么群众“闯袭府门”，“手持木棍，间挟手枪，甚且抛掷炸弹，或擎火油准备泼灌”；诬陷“共产党假借名义，扰乱治安，若不严加惩创，后患将不堪设想”《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四号（1926年3月23日）。，阴谋挑动北洋军阀大兴党狱。同时，《晨报》还接连发表文章和社论，在谴责段祺瑞的幌子下，矛头指向“群众领袖”，为段祺瑞开脱罪责。他们有的诬陷“群众领袖”“必欲置千百珍贵之青年于死地”，胡说“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杀图利己，亟宜一致主张，将此类高级流氓驱逐出国，或课其自杀以谢青年”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晨报》1926年3月20日。；有的攻击“群众领袖”煽惑、诱骗群众去请愿，自己则于天安门散会后，“一车疾驰，不知去向”，所以，“吾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渊泉：《群众领袖安在》；《晨报》1926年3月22日。。我们知道，段祺瑞在“通缉令”里早就颠倒黑白，造谣惑众，诬陷共产党，嫁祸群众领袖，这些论客的谰调，只是段祺瑞“通缉令”的翻版而已，充分暴露了他们帮凶者的可耻嘴脸。
鲁迅为惨案所写的几篇战斗杂文，在控诉段祺瑞、哀悼烈士、揭示惨案意义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这些论客的卑劣。他愤怒地指出，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华盖集续编·“死地”》。“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华盖集续编·空谈》。这里矛头是指向研究系论客的，表现了鲁迅极度的革命义愤！
研究系是个依附北洋军阀的反动派系，在政治上，它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在思想战线上，它控制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大报，如《晨报》和《时事新报》。在大革命期间爆发的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它所控制的舆论工具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充当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和帮凶。然而，以研究系为代表的这类反动舆论，却往往被人所忽视，因此，鲁迅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就更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疾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尽管他在批判研究系的文章中并没有公开点名，但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是不止一次点明了研究系的，在这些信中，他明确表示了要“痛击”研究系的坚决态度。1926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研究系比狐狸还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五十八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六四页。。同年11月1日的信中说：“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六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八○页。同月七日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九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此处有所修改，“研究系”三字被改为“绅士们”三字，参看《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八六页。由此可见在当年的思想战线上，鲁迅是把研究系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敌人。过去，由于我们对背景不够了解，没有弄清一些杂文的针对性，常常把鲁迅所反映的广阔的政治背景和横扫魑魅魍魉的斗争锋芒，仅仅局限在“现代评论”派及陈西滢之流的范围之内，这是非常不够的。这是这两本杂文深刻的多方面的思想意义长期没有被发掘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彷徨”到战斗
“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后，鲁迅进入了所谓彷徨时期。《新青年》时代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种变化，他在辛亥革命后已“经验了一回”，现在“又经验了一回”。每一回都使鲁迅处于暂时的沉默时期。特定历史时期革命阵线里的伙伴，决不会铁板一块，总是要起变化的。这是剧烈、复杂阶级斗争中的必然现象，是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表现。鲁迅后期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可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于革命进程中发生的某些分化现象，却无法正确理解，因而产生了彷徨情绪，这是前进途中思想上经历激烈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
鲁迅的彷徨时期应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五四运动后，当年的伙伴分道扬镳，北京文化界出现一种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景象。其时，鲁迅的彷徨属于重新战斗前的休整时期，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思想上进行新的酝酿。这是鲁迅“五四”以后杂文创作最少的时期。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散失的我们今天已经收集起来，数量确实不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彷徨而“不做”。后一阶段，即1925年以后，在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浪涛的冲击下，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惊恐万状，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它们互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鲜血淋漓、灭绝人性的惨案，一次次地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然而，疯狂的镇压只能激起强烈的反抗。从1925年起，反帝反封建的烈火越烧越旺，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生惊心动魄的流血事件，促使渴望战斗的鲁迅直接地投身到阶级斗争的激流中去。同时，对马列主义的更多接触和学习，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为他清除思想里的“毒气和鬼气”《鲁迅书信集》上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