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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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列主义的更多接触和学习，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为他清除思想里的“毒气和鬼气”《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页。提供了新的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下，鲁迅逐渐摆脱前一阶段彷徨情绪的负累。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鲁迅书信集》上卷；第82～83页。后来在《海上通信》中总结自己的思想时又说：“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他公开宣布，从今以后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这里，战斗豪情已然取代了残存的彷徨情绪，标志着他将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战斗！
《华盖集》及其“续编”的基调是昂扬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雄姿！它没有像散文诗《野草》某些篇章中存在的那种消极空虚的情绪，失望灰暗的色彩，因而使人产生某些重压之感。当然，这两本杂文还是打上了一点彷徨烙印的，主要是《华盖集》前半部，流露着封建势力猖獗、复古气氛浓厚，而新文化阵营却“量少力微”，在向封建文化思想进攻中，鲁迅感到还形不成联合战线，只能进行“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华盖集·通讯》。，从而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随着“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血腥的现实，激烈的斗争，已经不允许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暴风雨中彷徨，他像一只海燕似的，在暴风雨中进行英勇的搏击！这两本杂文就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战斗记录，反映了他坚持战斗、坚持前进的硬骨头精神！
只有革命者，才能享受战斗的欢乐，才会珍惜战斗的成果。鲁迅对这两本杂文是有深厚感情的。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杂文，他认为战斗时代需要战斗杂文，如果艺术之宫里竟然有这样麻烦的“禁令”，那就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对这些杂文，鲁迅充满感情地说，我“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华盖集·题记》。。《热风》是“几个朋友”替他“编辑起来”《热风·题记》。的，《华盖集》及其“续编”是他自己主动而及时地编辑出版的，可见他的“偏爱”。然而，恰恰是这两本杂文“销路独少”，因为有些读者误以为其中反映的是个人的恩怨。因此，对这两本杂文作点探讨，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原载《鲁迅研究文丛》第1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1）
本文拟从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入手，深入描述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认同、模拟、扬弃的过程。文体并非纯粹的形式，乃是沉积着思想的“有意味的形式”。故以下研究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表达式，将不可避免地不时折射形式背后的思想。
接受苏式文论对鲁迅而言，不仅意味着“以史底唯物论”穿透了“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为鲁迅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式。至《二心集》时期（大至涵盖了《三闲集》后期至《南腔北调集》这一阶段），鲁迅终于完成了批评文体的转换。不见了前期的隐晦曲折，而代之以一种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明白晓畅的理论风格。
如何评价《二心集》型语言形式？很长一段时期，学界每每依据鲁迅自称“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更依据“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一类的指示，将其视作鲁迅批评文体发展的顶峰。即使是极具理论穿透力的李泽厚，在新时期初始也未能免俗，一度激赏其“明朗、坚定、酣畅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并将它誉之为鲁迅“后期文笔的崇高风格”的代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61、467页。
历史垫高了今天的研究者，使我们能够避免为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念所遮蔽，而在一种更开阔的视界中、以一种更从容的理论心态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进行剖析、辨证。
《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特征之一便是论述方式的趋向理论化。如果说，鲁迅前期文艺思想的表述更多地借助于扑朔迷离的文学的符号，那么，苏式文论形式的引进便意味着鲁迅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作参照。它帮助鲁迅对那些离散性的朦胧的感觉印象进行整合，使他的语言形式凸显出一种理性化的简括明晰。
在鲁迅以苏式文论整合前期思想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二心集》时期，鲁迅正是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将“暧昧难解”的对象世界有序地纳入了一个逻辑化的图式中；也正是借助于这条线索，使他所坚持的阶级斗争一翼的文艺思想、叛逆携贰的立场与二极对立的思维格式完成了颇具逻辑统一性的同构。
阶级斗争话语的袭用还赋予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鲜明性。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已不允许鲁迅再“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而要求鲁迅跳出个人性的话语圈，成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尽管勉为其难，然而鲁迅还是勉力地“遵命”了。于是，我们在《二心集》语言形式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运思方式、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演变；其中，特别具有形式意义的是由充满悖论的语言形式向某种独断性文体的转换。
转换了的“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的角色使鲁迅的声音变得那么的肯定、强硬、不容置疑。因为即使此时鲁迅的内世界中仍未停止所引进的苏式理论与自我意识的“格斗”；但一旦他以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时，他不能不以强硬的“护心镜”遮盖住内心世界中的格斗，以免自露破绽；他不能不在一致对外的“盾牌”后维护左翼队伍的集体形象，不使敌手有隙可击。它要压倒一切，而绝不能被论敌所压倒；它要鼓舞士气，而绝不能动摇军心。由是促成了它的语言风格刀剑般的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势不可敌。
综上所述，对苏式文论形式的参照、模仿，使鲁迅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文体渐趋理论化、逻辑化，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鲜明性。必须强调，以上只是肯定《二心集》语言形式思辨层面上的拓展，而并没有将其视作极境。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一种选择必将带来一种新的局限。”选择的负面影响对犹处于模仿性接受阶段的《二心集》型批评文体而言也是有迹可寻的。
当鲁迅难以整合他对生命、对文学的离散性的、朦胧的印象体验时，他求助于苏式文论形式中的科学理性。这是必要的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理性的引入必须以放逐情感性、诗性体验为代价，也不意味着某一理论模式的选定就能无所不包地囊括对所有文学现象的认识。须知，在科学理性所能照彻的领域之外，仍有着理性难以穷尽的非理性的波动、振颤；而文学思想的建构之所以区别于哲学、政治学，就因为它仍需要近乎直觉的审美体验，需要灵气、诗性。这便解释了，何以《二心集》时期，当鲁迅竭尽全力地将作品的意义朝某种既定的科学理论阐引而搁置了前期对文学、对生命的人本主义探询时，我们会感到那貌似炽烈的政治热情有时难以掩饰批评主体切身生命体悟的冰结；这也解释了，何以当生命、文学被鲁迅借苏式概念、形式剪裁了、抽纯了、界定了后，我们会觉得新的语言形式因过滤了生命的血色、文学的灵气似乎显得有点僵硬。
鲁迅所借鉴的苏式理论话语不仅先天地存在着忽视审美体验的狭隘；而且还带有将文学的阶级功能绝对化、阶级分析普泛化的局限。对于苏式文论的这一局限，鲁迅并非毫无觉察，尤其是因着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某些成员的归谬性运用，放大了它的局限时，鲁迅一度也有所针砭；然而，与新月社、“第三种人”的论战、对“文化围剿”的回击却终于使鲁迅“竭力增强阶级性说”。
与此对应的，是《二心集》型语言形式中的二极对立思维格式。在苏式话语中，辩证法往往因阶级斗争的格局而被实用主义地简化、机械化了。鲜活复杂的现象世界被生硬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非新即旧、非友即敌、非左即右……曾几何时，鲁迅自己也体验过、呈示过在二极对立的格局间，仍有一些非对立的格局所能涵括的混沌现象，例如“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不明不暗的“影”；然而至《二心集》时期，他却摈弃了上述切身生命体验，断然否认在左翼与右翼的对立间尚有“第三种人”及“第三种文学”存在的可能。他不无绝对地分析道：“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鲁迅全集》第4卷；第534页。如果说“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一类的表达暗合了前期语言形式的诗性含混；那么，“非近于胖，就近于瘦”一类的话语恰可作为《二心集》时期鲁迅非此即彼思维格式的象征。
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式可谓是方法论上的独断。在势不可挡的逻辑动力感中，暗含着执守一端去压倒另一极端的阶级斗争的驱力。往往由于它的过于猛烈，在横扫一切、痛快淋漓之余，不仅淹没了异端的声音，同时也惯性运转地越过了鲁迅对“一翼”理论偏激的美学抑制。
《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或许不失为强化文学的阶级功能的刚性武器；但作为多元浑涵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载体而言，显然缺乏必要的弹性。然而，长时期以来，研究者却每每将其视若经典语言形式：止于激赏《二心集》文体中酣畅有力的逻辑动力感，而无视那气势相当程度上得力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式；激赏那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不容证伪的语气，而无视断语后隐隐可见的必然论的影响痕迹。正是由于《二心集》文体——“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一神话的笼罩，遂使《二心集》时期后鲁迅批评文体的转换一度成为研究的盲点。
对于一切“虚悬了一个‘极境’”的人们而言，鲁迅总是煞风景的。在他说了“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这句被某些研究者反复援引的话之后，偏偏又说“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致萧军、萧红的这封信对鲁迅批评文体转换的原因有所提示：执守“政治斗争的一翼”，语言鲜明地口诛笔伐、却难防友军暗箭的境遇，使鲁迅的话语立场由执守一端变为“横站”；遵循既定理论模式、二极对立地逻辑解析了现象世界、却难以统摄自身生命体验的困惑，使鲁迅的思维格式难以继续保持原有的理性化的单纯、明快，而呈示出一种感性体验与理性观念冲突、扭结的含混性。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语言形式的转换，虽不乏外在迫力的无奈，但也有内在的个性化文体意识的自觉。冯雪峰的回忆为我们透露了若干颇有意味的信息。冯雪峰称：鲁迅对瞿秋白文体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0页。上述回忆乍看紊乱；细察却清晰可辨，正是因着对政治宣传功能与文学诗性魅力的不同侧重，导致了鲁迅文体要求的矛盾（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作鲁迅自身形式追求的两难）。
如上所说，鲁迅对《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明快畅晓有余、“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愿再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之后，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促成鲁迅语言形式转换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这些，恰如王晓明所敏感到的，还可追溯到鲁迅晚年的生理、心理因素。
《无法直面的人生》一书突破了单纯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逼近鲁迅的文体；但作者也不无失察之处，如将《二心集》时期鲁迅“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去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的原因归咎于衰老、疾病，而没有看到这主要是偏执二极对立思维格式所致。更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将鲁迅1934年以后的文体误判为文思枯涩、文气衰竭。参阅《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228～230页。
为了避免主观臆断，我又一次沉潜于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自然，由于预设的视角规定，所读主要侧重于承载鲁迅文学思想的那些篇章。从《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到《忆韦素园君》；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题未定”草（六至九）》至《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从《〈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写于深夜里》至《〈苏联版画集〉序》、《“这也是生活……”》凝神屏息地读着这一页页生命的“血书”，我不仅没有产生鲁迅文气衰竭的同感；却反而读出了作者生命激情的喷涌：与病魔的切身抗争、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视，不仅使鲁迅对生命存在的眷注、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显得比任何时期都透彻、都紧切——一定程度上驱使鲁迅文艺思想的重心由认识论向人学倾斜；而且使鲁迅文体中的生命感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凝重、都深沉。
以上分别从鲁迅的政治遭遇、美学个性、生命绝境等角度寻索鲁迅晚年批评文体转换的动因。耐人寻味的是，与鲁迅晚年语言形式的转换恰恰同步，“自1933年以后，他购读的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的重心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向他早年重视的几位哲人身上。”参阅《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下），《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感谢姚锡佩先生独辟蹊径，以鲁迅藏书为线索，钩沉考订，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厚的实证！它不仅从又一角度印证了鲁迅晚年对苏式文论形式的反拨；而且有力地驳斥了鲁迅后期与尼采思想、尼采文风截然划清界线的臆断。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学界在涉及鲁迅与尼采等几位“敏感”的思想家的联系时，每每囿于前期批判吸取、最终抛弃的思维定势；事实上，鲁迅与尼采思想、尼采文体的联系远比某些研究者臆断的要深刻得多。它是“那样地扎根于鲁迅本来的性情和气质上的”，增田涉的体悟解释了，何以当鲁迅有意逸出苏式文体框架的拘束时，阅读重心会重新倾向尼采等西哲著作。与其说这是又一次对“他者话语”的“依附”，不如说是鲁迅试图借助尼采等西哲的提示，寻找、强化与尼采部分契合的“自己”。
《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