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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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姆炊屏Γ亟簧钏芭拿髦ぁ６鞲袼垢叨绕兰哿苏庵稚畹挠哪睦纷饔茫嫡馐恰霸诶贩⒄怪锌俚缆返木薮蟮挠哪倍鞲袼�1892年7月7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信。。把生活的幽默和历史的幽默现诸笔端，这就是鲁迅的幽默——真正的艺术的幽默。这是那些以幽默相标榜，而实际却流于“说笑话”“开玩笑”的林语堂等人所无法企及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从来也夺不过去的。”恩格斯1883年5月22日给约·菲·别凯尔信。
一般说来，时评文章最易流于抽象的议论，严肃有余而形象风趣不足。《伪自由书》虽大多为时评文章，但是却具有鲜明具体的形象性，即“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所谓“类型”，不同于小说、戏剧里的典型，鲁迅解释说它“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恩格斯1883年5月22日给约·菲·别凯尔信。文学的典型是作家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而又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表现一定阶级的人的艺术形象。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和丰富的社会意义。鲁迅杂文的类型，不是艺术的虚构，而是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现实生活中实有的某一类人和事的某些特征予以艺术的描写、刻画，使其更形象、更鲜明、更带普遍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像和标本。它既画出了现实的具体人的影像，又有概括意义，照出了社会上与其神似的人。它虽然没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绝不是所谓典型化不足的类型化。在鲁迅杂文里，这种类型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地说，在一篇文章中形象地描绘出某一类人和事的一个侧面，突出地刻画出某个特征，具有广泛的认识意义，都可说是类型；狭义地说，则是纵观每篇文章里所描写的某个侧面和某些特征，合成出某一类人和事的图像逼真、特征鲜明的完全的具象，如鲁迅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咀，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鲁迅：《准风月谈·前记》。这是完全意义的类型，有的简直可以当作某种典型看。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鲁迅杂文的类型。鲁迅杂文对封建复古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批判，可以说每一篇都是重点突出、形象鲜明的标本，而合起来，当年章士钊这个名字“在鲁迅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叭儿狗”的形象，在鲁迅杂文中也已经成为买办文人的专有代名词了。《伪自由书》在写类型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集中地描绘了反共卖国者的形象。在它的许多篇章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态、言行跃然纸上，综观全书，一幅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卖国的投降主义嘴脸便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干的却是借口“诱敌深入”，誓不抵抗的勾当；他们只在“腹地里炸，炸，炸”，“安内”而不“攘外”；他们弃城失地，却煞有介事地指责大学生逃难；他们勾结日寇，丧权辱国，却栽诬无辜少年。他们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如果说《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封建复古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洋奴文人的形象，那么《伪自由书》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丑恶形象。这三种形象，堪称鲁迅杂文里的三大类型。
鲁迅杂文素以语言文字精美著称。鲁迅一向讲究语言文字的警辟、准确、生动、简洁、顺口，他说：“我做完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像《伪自由书》这种政治性很强的短评，鲁迅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也是字斟句酌的，在编辑成集时，几乎每篇的文字都做了润色修改，仅《观斗》等十六篇文章里便有一百一十六处改动，可谓精益求精。如《电的利弊》中的几例：原文“至近年”、“其中记拷问教徒情形”、“四周生火”、“慢慢的熏烤”、“火刑”、“文明人”、“本地”、“苦人”等，成集时改为“到近几年”、“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火刑”、“现在之所谓文明人”、“上海”、“被压迫者”等。这里或改文言为白话，或增减一字，或更动标点，或变换用词，从而使文字更晓畅，状物更贴切，批判更有力，主题更鲜明。
上述几例已足见鲁迅对待杂文写作的严肃态度。他既把杂文作为对社会现实做出直接、迅速反应的感应的神经、针砭的武器，又从不忽视它的艺术价值。集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鲁迅，他总是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认识和表现客观世界的方式，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在杂文写作过程中，以逻辑思维为主导，补之以形象思维，从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题材选择到文字运用，都刻意进行艺术的思考，赋予他的杂文以高度的艺术性。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其诞生和成长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实践者，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好的理想和革命发展的现实所激动、鼓舞，积极创作反映革命斗争现实的作品，努力为政治斗争服务。他们为了冲破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为了反对忽视文学内容，单纯追求语言文字的美，玩弄艺术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曾经矫枉过正，低估了表现形式的作用，忽视了艺术技巧，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泰斗，他的理论认识和创作实践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高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主义，又批评革命文学创作中某些忽视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科学地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力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达到了正确、深刻的思想内容同完美、高超的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独特作用。《伪自由书》虽然多是具有政论色彩的时评，但是却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感染力，表现了武器与艺术辩证统一起来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它在赋予深刻的政治内容以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做出了示范。不仅如此，鲁迅作为现代文学文体、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诗歌、散文，特别是他的杂文等创作，都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学语言的建立、丰富和完善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伪自由书》（3）
宝贵的经验深刻的启示
众所周知，在中国新文学诞生期，最早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应数散文，其中成就最大的又当推议论性的杂文和抒情性的散文小品。这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散文创作传统，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散文大家和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作为人们学习写作的规范，滋养了世代作家，影响深远。其次，“五四”前后，在我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中，散文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当时的翻译大家都曾致力于散文译介，他们或者着眼于思想内容，或者着眼于表现方法，不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都不仅使译介者本人受到启发，而且也为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了借鉴。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散文这种文体便于抒写性情，记叙事物，发表议论，便于阅读，适应了当时思想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需要。中国的“五四”文化革命运动是一个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它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高举批判的旗帜，不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还是文学等等，都充满了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批评家和产生批评家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批判武器的时代，杂文恰恰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成为“五四”思想、文化革命先驱者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批判旧思想、旧礼教，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艺术武器。《新青年》自第四卷第四号起增辟“随感录”短评专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这个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从《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鲁迅共发表了二十七篇，占《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正像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基础一样，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杂文《随感录·二十五》之后，也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致后来杂文成了他毕生写作的主要文体，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杂文创作的基础，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现代杂文的传统，开辟了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发展的广阔道路。
鲁迅善于熔中国古代和外国散文创作的长处于一炉，加以提炼、创造。《孟子》宏伟奔放的气势、锋利而又幽默诙谐的辞锋，《庄子》汪洋恣肆的风格和新奇的修辞，《墨子》透彻的议论、严密的逻辑和明快的语言，《韩非》的严峻峭刻，《史记》的雄浑雅健、逸气纵横，苏轼的明快犀利，欧阳修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及《论语》、《庄子》、《史记》的富有形象性，特别是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的汪洋恣肆、尖锐深刻和清峻通脱等等无不在鲁迅杂文中有所继承和革新。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等等也都有所借鉴。可以说鲁迅是“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创作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鲁迅式的杂文。但是，必须看到鲁迅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从不拘泥于一格，不被既成的格式所囿。他总是根据斗争的需要，遵循杂文写作的规律，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自己杂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从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始，鲁迅杂文的形式就百花齐放，有杂感、政论、论文、讲演、通信、序跋、日记、传记、诗文评、编后记、考据……真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伪自由书》成集时，在杂文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创造，即当《不通两种》、《战略关系》《颂肖》、《止哭文学》、《文人无文》、《〈杀错了人〉异议》、《透底》、《以夷制夷》诸篇收入集子时，又附录了有关的正反面文章和补写的批驳文章，并冠以小栏目标题。如《不通两种》以“因此引起的通论”小栏目，附录了反面文章王平陵的《“最通的”文艺》，以“通论的拆通”小栏目，附录了补写的批驳《“最通的”文艺》的文章《官话而已》。附录文章，有的进一步提供了佐证，有的是进一步的揭露，有的则是供读者阅读时参考的。总之，这种形式的运用使文章的内容得到了扩展，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也还是从《伪自由书》开始，鲁迅在全书后记里，以这些杂文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为线索，收录了二十余篇反面文章，在要害处点明其反动意图和反革命策略、手法，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罪行和“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给予有力的揭露，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种形式的利用，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斗争史留下了一批可资剖析的反面材料，而且更可以使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完整。此后，这种新的形式和战法一直被鲁迅有效地运用着。当然，只有手握真理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才敢于运用这种形式和战法。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中也曾有效地运用了这种形式和战法，这不能不说是以鲁迅的《伪自由书》开其端的。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的体裁家。
鲁迅写作《伪自由书》杂文之日，正是林语堂等人以《论语》半月刊为阵地鼓吹“幽默闲适”、抒写“性灵”的“语录体”小品文甚嚣尘上之时。针对这种腐蚀人们斗志，把散文创作引上邪路的创作倾向，鲁迅写了《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两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讽刺和幽默产生的社会原因、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只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存在，揭露这种黑暗的讽刺文学便不会消失。像林语堂等人，离开对黑暗现实的针砭，则他们提倡的所谓“幽默”，只能流于“说笑话”，以致堕落为粉饰现实的“帮闲文学”。同时，鲁迅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坚持杂文创作的正确方向，写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杂文集，不断创造杂文的新形式，发挥杂文的特殊性能，有力地打击中国人民革命的敌人，自觉地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事实证明，《伪自由书》的创作在中国革命史上、鲁迅杂文创作史上和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伪自由书》的创作说明：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学未必渺小、短命；执意抒写性灵的文学也未必伟大、永恒。文学的价值和生命既不决定于它是否从属于政治，也不决定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人性”，真、善、美才是它的永恒价值和生命。真、善、美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体现着生活中的真实、善良、崇高、正义和真理。而在还存在着阶级的人类社会里，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人民才敢于揭示真实，坚持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之奋斗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是人类历史的最正义的事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因此，尽管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政治的联系有的紧些有的疏些，但是，生活在当今的时代，人民的文学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创作，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他的创作才能最充分地体现真、善、美的价值，才会有真正的生命。这也就是鲁迅创作《伪自由书》的宝贵经验，是鲁迅杂文创作所指示出的正确道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创作的传统，把政治和艺术辩证地统一起来，推动杂文艺术的发展。
《伪自由书》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生动的反映，又是鲁迅杂文艺术的结晶；是艺术的武器，又是武器的艺术。它的思想内容、美学价值和创作意义，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1）
我们在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报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