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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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1）

　　　　我们在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报刊杂志，现在将其中的若干问题整理成篇，介绍于后，供学习《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查阅资料难免挂一漏万，错误之处肯定很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鲁迅在这里提到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是1934年5月在《春光》杂志上展开的一场讨论。1958年版《鲁迅全集》对此作了这样的注释：“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问题，先有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1934年3月）发表的《伟大作品的要求》一文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春光》月刊第三期（5月号）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目下，刊出了郁达夫等十五篇应征的文字。”　　　　
　　　　那么，鲁迅说的“指导者”是否是指郑伯奇、郁达夫等人呢？“指导者”又发表过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次讨论有什么背景，应该怎样评价这次讨论呢？在该注释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　　　　
　　　　从应征的十五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乏许多很正确的意见。例如，针对问题本身，有人就正确地指出中国已经在产生着伟大的作品。郁达夫说：“在目下的中国作品之中，以时间的试练来说，我以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伟大的。以分量和气概来说，则茅盾的《子夜》也是伟大的。……新文学自创始以来，拢总还不上二十年的光景，已经有了这几部作品，大约将来的更有伟大的作品出来，是在预料中的。”高荒也说：“由《阿Q正传》所开拓出来的战斗的文学底传统，虽然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路，现在在忍受着极大的迫害；然而，不但它底‘伟大’的前途，是遥遥在望，而且我们已有了过渡向伟大的路上去的几本里程碑的作品。”一些文章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对作家的迫害。郁达夫指出：“政治上的压迫，与作家经济待遇的苛刻”，“是不产生伟大作品的种种近因中间的一个。”艾思奇对这个问题更有较透彻的论述。他说：“谁也不能怀疑现在是伟大的时代，谁也不能怀疑中国在现在是伟大的现实的中心。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因此中国也应该有伟大的作品。但应该有的不一定会果然就有。我们知道，反映现实并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反映现实的结果是暴露现实，暴露现实即不免与现实的支配的恶势力有所抵触，于是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受压迫。……别国的作家所受的压迫常只是生活的压迫，而中国的作家则不断地受到生命的压迫。……生命的压迫，却是作家的致命伤。中国是伟大的现实的中心，因此，就是一切的压迫之中心。故作家都受到了这致命伤，总是在作品还未完成之前，便饿死或横死了。”艾思奇等把“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问题提到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加以分析考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新文学运动的残酷迫害和对革命作家的法西斯屠杀政策，他们不是“忘却”而是暴露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与作品的摧残”。很显然，鲁迅所说的“指导者”并不是指他们。　　　　
　　　　但是，在应征者中，确实也存在着有意无意地离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实，无视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酷处境而在那里高谈阔论。一位署名智的作者以怜悯和轻视的口吻谈论着作家：“许多的文人，也是在痛苦里生存，他们是文学的劳动者。为了生活，他们总得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换点饭吃。自然，像这些文人，无论如何是绝不会写出伟大作品来的。”江曲则把问题归之于“书贾与既成名作家之联合统治”，说是“书贾收买既成名作家，使之制作迎合市场的制品。而既成名作家受利用之以为把持文坛之工具，好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品被这班人压抑得不能翻身。在这儿，既成名作家所尽的作用正和买办相同。”这些“指导者”们是“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与作品的摧残”，而把主要责任归之于作家的。别一些“指导者”们也是把责任归之于作家，但他们不仅是“忘却”，而是对于把问题归之于环境表示不胜愤慨。潘孑农说：“有许多人是喜欢委之于政治的动乱，社会的不景气等等原因的。但我以为这种理论不免有‘过火’之处，说句老实话：中国目前之所以没有伟大作品者，还是作家气量太小；大家不能从事实上埋头苦干，偏爱在口头上乱唱高调，如此要求伟大作品产生岂可得乎？”吴穆认为把原因归之于环境是一种“命定论”，他说：“说因为了环境的限制，所以才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的，我觉得，那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己偷懒。”　　　　
　　　　在这类高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杜衡和王独清。杜衡一方面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相当才智，他底发展是可以没有限度的，但是他底发展方面是有着断然的限度的。大而言之，如果鲁迅先生学唱青衣，我敢断定他赶不上梅兰芳”，暗示鲁迅先生只会写杂文，写不出伟大作品。一面又重弹“文艺自由”的老调，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攻击，说什么“作家贵乎自己发展，被人鞭挞出来的克服和转变，老实说，是糟蹋自己的；即使变，也得顺着自己变。缘木求鱼，守株待兔，都非所以自致于‘伟大’之道。伯奇先生劝作家们应该有点野心，但这种野心，仅仅说这种野心的存在，且不用说达到，是非等到文艺上的自由主义从新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是没有多大可能的。”托派分子王独清，则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左翼文艺运动和革命作家进行攻击。他说：“社会运动的进展本可以使新兴文学有很好的收获的，但是，那却挡不住运动路线错误后留给我们的刑罚：可怕的瘟疫竟使许多作家成了不可救药的病人，我们的新的伟大文学作品也始终被瘴气迫害得不能发芽。”　　　　
　　　　这样，1934年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实际上是当时文坛上各种人物的一次亮相，其中有着尖锐的根本对立的两种观点的。　　　　
　　　　应当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这样的题目开展讨论，虽然在主观上，郑伯奇同志在《伟大作品底要求》中也指出，是要求作家有“描写伟大时代的勇气”，而不要“只注重身边，或只刻意描写消费层的生活”，而且，郑伯奇同志在文章中也揭露了国民党对作家的迫害。但是，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客观上却表现了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战斗业绩和创作成就的认识和估价不足。而在当时，在鲁迅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斗争中，艰苦地但却是胜利地粉碎着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惟一的文学运动，在理论、创作、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产生了《子夜》这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和许多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拥有着广大的读者，配合了革命运动。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表现了对战斗的杂文的认识不足。在郑伯奇同志的《作家的勇气及其他》《春光》第二期。中，曾称杂文为“无聊的杂文”。而在当时，在鲁迅的倡导和培植下，杂文这一战斗的文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不少杂文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以它的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好。应该说，它是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所以，这样地提出问题，是会给杜衡之流以可乘之机的。如前所述，杜衡之流也确实乘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战斗的杂文进行了攻击。　　　　
　　　　在这一次讨论后四个月，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林希隽，发表《杂文与杂文家》一文载1934年9月《现代》第5卷第5期。，又捡起这一个题目，对杂文大加讨伐。他把杂文称之为“不三不四的杂文”，说写杂文“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他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　　　　
　　　　对于《春光》杂志上“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鲁迅当时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他对这一讨论是给予注意的。林希隽的讨伐杂文的文章发表后，鲁迅立即写了《做“杂文”也不易》（发表于1934年《文学》第三卷第四号）。文章开头就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象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文章批判了林希隽的“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的论调，指出杂文“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批判林希隽的攻击杂文时提到《春光》杂志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这一讨论是不以为然的。在为叶紫《丰收》作序的时候，鲁迅在强调“文学是战斗的”的同时，又对这一讨论及讨论中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批评。　　　　
　　　　围绕杂文的斗争，是30年代文艺战线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反动文人、资产阶级文人，从新月派的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的王平陵、第三种人杜衡、《人言》的邵询美，到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等等，都对杂文“有切骨之罪，给了种种罪状”。鲁迅在1935年12月为《且介亭杂文》作序时，揭露了这些视战斗的杂文为“大敌”的论客。但是，当时在革命文学运动内部也有一些同志对战斗的杂文认识不足。所以鲁迅在《序言》中对于革命作家的任务，对于杂文的战斗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鲁迅还指出：“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是对于表现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中左联内部一些同志的错误的意见，又一次进行批评和教育。　　　　
　　　　事隔三十多年，当1977年我们就这一次讨论向郑伯奇同志访问时，郑伯奇同志说：“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丁玲被捕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左联处境很困难，我们很着急，不知道左翼文艺运动今后怎么办。我就提出左翼作家要敢于写伟大作品，我文章中所说的‘勇气’就是指左翼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白色恐怖，有‘勇气’写伟大作品。我所谓的伟大作品是指题材伟大，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作家应该用各种体裁努力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伟大作品不单指小说，但确实不包括杂文，对杂文有所不满，认为杂文是随便说说的，这当然是当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所以别人也写了不少文章参加讨论。我当时年轻幼稚，提出这个讨论反映了自己在白色恐怖下有一种急躁情绪，空喊口号，实际上这种伟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郑伯奇同志这一段话，表现了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给予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场讨论的背景、性质及缺点以重要依据。　　　　
　　　　关于这一场讨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在前几年，对于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这一段，曾经有过这样的注释：“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周扬一伙的答复，在周扬把持下的‘左联’，曾于1934年3～5月间，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问题，公开征答，周扬并指使其同伙写文章，指责作家没有‘创作的勇气’和‘野心’，不敢写‘史传’式的反映‘重大事变’的‘伟大作品’，他们借口要为将来的文化着想，反对只为当前抗争的杂文……”。我们在《且介亭杂文》注释征求意见本中，也采取了这种说法。后来经过调查，知道这次讨论和周扬同志是没有关系的。据讨论发起人郑伯奇同志回忆：“这次讨论完全是自发的，我写那两篇文章也是自发的。在我记忆中，周扬、夏衍都没有同我谈起过这次讨论。”《春光》杂志的两位编者庄启东和陈君冶，虽然都是左联成员（庄启东曾经是暨南大学左联小组的联系人，陈君冶1935年到日本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病逝于东京），但是，他们办《春光》杂志是左联成员的个人活动，《春光》杂志不是属于左联刊物的性质，它的撰稿人的面是很广的。《春光》上的讨论，也并非是周扬或左联指使和组织的活动。所以，把《春光》杂志上的讨论，说成是周扬指使，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2）

　　　　“隐士”　　　　
　　　　鲁迅在《隐士》一文中，对于古今隐士的剖析，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隐士们并非真是与世无争，对世无求，飘飘然去尽世俗利害得失的人物。“归隐”也者，其实和“登仕”是有其共同点的，不过手段不同而已。“登仕”，是公开投靠统治者，求得功名利禄，是“帮忙”；“归隐”，则挣扎得隐藏一点，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帮闲”，仍然是“饭之道”。　　　　
　　　　这篇文章，是对隐士的泛论；但同时是否也具体有所指呢？经调查，我们认为有。它是针对林语堂等的“论语派”的。何以见得呢？　　　　
　　　　第一，1934年，林语堂等在办《论语》的同时，又办起了《人间世》半月刊。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就开宗明义，宣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此后《人间世》上也常不乏鼓吹“隐逸思想”，宣扬“隐士风度”的诗文。鲁迅在1934年4月7日致陶亢德信上说，对《人间世》“讽诵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就是对《人间世》基本思想倾向的概括。例如《人间世》第八期上钱天起的《隐士》一文，就是赞颂现代隐士的。文章说：“平心而论，隐士亦多端，如岂明先生隐于文采风流，语堂先生隐于幽默，……看来，这些都是艰巨之业，非健如牛，蠢如豕的我们‘小人’所能任。”指名道姓，对“论语派”的代表人物、以现代隐士自居的周作人、林语堂作了赞美。并且为现代隐士们辩护，把批判“隐遁”者冠以“海派”之恶名，说：“虽然，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朝为忠臣，伊德沃罗基；暮为里切，汽车，保镖，朝朝暮暮，骂彼隐遁，此‘海派’之天下也。夫复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