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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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是在尽着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帮闲职责。鲁迅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与论语派斗争的文章，揭露了他们“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反动本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林语堂跳了出来，把文艺上的斗争统统污蔑为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文人相轻”，妄图以此为已经被揭露得声名狼藉的反动文艺派别（包括他自己的论语派）招魂，影射和攻击左翼文坛对反动文艺派别的斗争是一种不能容人的宗派主义，吓退那些入世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文学青年，使之不敢坚持文艺领域的斗争。
但是，宣扬“文人相轻”的无是非观的论客，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是非爱憎的，反对“文人相轻”的论客，其实也要“相轻”的。鲁迅在《“文人相轻”》中说：“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风气”，指的是文艺领域的斗争。且看他是如何“投一切‘文人’以轻蔑的。”在《做文与做人》中，林语堂似乎是骂遍了一切文人，他骂名士派，骂唯美派，骂激昂派。但是，他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说：“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你自己是不是孤群狗党。”请看，林语堂的是非爱憎是多么鲜明啊！他“所是和所爱”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官僚政客；他“所非和所憎”的，正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
鲁迅揭露得好：“‘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林语堂“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太平盛世”，由于左翼作家的斗争——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相轻”、“臭骂”——使得林语堂十分耽心国民党及其反动文人被“骂完”，于是，这个标榜“闲适”、“幽默”，憎恶“轻蔑”的帮闲文人，按捺不住跳出来，“施行轻蔑术”，泼妇骂街似地破口大骂了。
经过鲁迅的剖析，彻底暴露了“文人相轻”论的混淆黑白、掩护黑暗的反动性和极端虚伪性，也彻底暴露了林语堂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帮闲文人的丑恶嘴脸。
“语录”
30年代，反对白话文的，除了汪懋祖等的“文言复兴”派外，还有提倡语录体的论语派的林语堂。
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说：“白话文中，有些是诘拗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这里的“有人”，说的就是林语堂。而且，认真说起来，30年代首先向白话文发难的，倒还不是汪懋祖，而是林语堂。汪懋祖那篇提倡文言反对白话的《禁习文言和强令读经》，是1934年5月发表的。在此之前，林语堂就已经发表了《论语录体之用》、《可憎的白话四六》二文都发表于1933年10月《论语》二十六期。，《怎样做语录体文》1933年12月《论语》三十期。，《语录体举例》1934年5月《论语》四十期。。在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战中，他又发表了《一张字条的写法》1934年7月《论语》四十五期。和《怎样洗炼白话入文》1934年10月《人间世》十三期。。
那么，林语堂是怎样向白话进攻的呢？
林语堂和“文言复兴”派，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不一样的。
“文言复兴”派根本否定白话，林语堂却一再声明，他是拥护白话的。他“非欲打倒白话”。他说：“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在《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中，他以白话捍卫者的姿态出现，说：“余不知今年为白话倒霉年也，又不知吾所欲纠正者，竟有人欲打倒。于是十分抱歉，想拥护白话之文又非做不可了。”“有人欲一古脑儿推翻白话，或复兴旧式文言，或另树旗帜与之对抗，则又非急急起而拥戴之不可。”
但是，林语堂对当时的白话文，却又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说：“今人做白话文，或者做得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他特地挑了一些例子，如电影院的说明书之类，说明这种“不三不四的时行白话，决是鬼话，非人间语。”这还不够，在《一张字条的写法》中，他又故意自己用白话写了一张字条，写得真是“扭扭捏捏，不近人情”（曹聚仁语），以此来使白话出丑，证明白话的不行。
“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在和封建复古主义的持续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就其主流来说，是比较接近于群众口语，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特别是鲁迅、茅盾、曹禺、老舍、巴金等许多现代作家，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白话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拥护者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和工农大众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他们的语言确实有不够大众化的缺点。但这是白话文运动的支流。林语堂抽象肯定白话，具体却否定当时的白话文，对白话文的缺点支流方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和“文言复兴”派，其实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
“文言复兴”派企图复兴旧式文言，林语堂表面和他们不一样，他是打着矫正白话文缺点的旗号的。用什么来矫正呢？就是语录。他说：“多做语录体文，可以矫此弊”。林语堂竭力宣扬语录的好处，说“语录体之文，一句一句说去，皆有意思，无意思便写不出。”他处处以语录和白话对比，以证明语录胜于白话。他说：“盖语录简炼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唆”，“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矣！”
他名为改进白话，实际上是要以语录代替白话。他说：“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需用文言写来省便。”“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他又说：“语录体亦可作诗”，“语录体亦可用于政界”，“语录体作书札最宜”。总之，除小说外，凡诗歌、散文、应用文，林语堂认为都可以由语录来代替白话。
那么，什么是林语堂所说的语录体呢？他在《怎样做语录体文》中概括为两句话：“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并解释说：“大体上是文言，却用白话说法，心里头的文言，笔下却比古文自由得多，有白话尽管放进去也。”这也就是他常说的他所喜爱的“文言之白”。他竭力推崇明末文人尤其是袁中郎的小品和尺牍，称之为语录体的模范。他还颂扬曾被鲁迅称之为“道学先生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的《野叟曝言》，认为是“文言之白”的典范。
所以，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是一种文中夹白的改良文言。虽然他的文章中也指斥“新文人白话之劣，正在不敢传入俗话口吻，……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但他是要在文言中放进俗话俚语，这和我们说的语言要大众化是两回事。
针对白话文的缺点，当时进步文化界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尽管大众语的提倡者在具体主张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它是要使语言更接近于大众，是一个前进的运动。林语堂是否定大众语的，他要以改良文言——语录来矫正白话的缺点，这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无疑是一种倒退。他和“文言复兴”派的复兴旧式文言，其实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
“五四”以来的文白之争，文言派理屈词穷，讲不出多少道理，他们就说文言高雅，白话浅陋，他们自己学问高深，而白话派不通文。鲁迅说：“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对于提倡语录体的林语堂等人，鲁迅也是采用了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很有效的战法，在《骂杀与捧杀》、《题未定草六》等文中，鲁迅揭露了这些提倡明人小品和语录的现代文人的标点错误，指出他们“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打退了他们向白话文的进攻。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4）
“自己的园地”
鲁迅在《四论“文人相轻”》中说：“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这里，“自己的园地”是虚指，还是实有所指，如是实指，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刊物；“纳钱五块”又是怎么一回事。1958年版《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经查，“自己的园地”指的是《星火》杂志。
《星火》是1935年创刊的文艺月刊，编辑为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苏汶是老牌“第三种人”；杨人原来是左联成员，1932年12月在《现代》二卷四期上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鼓吹“以为是‘第三种人’而愿意从事革命文学的作家和青年们，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整齐队伍，开步走，前进，前进！”韩侍桁也曾参加左联，后自动脱离，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撰文积极响应。这三个人，1935年又集合在一起，组织《星火》文艺社，编辑出版《星火》文艺月刊。所以，《星火》社就其主要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第三种人”的文艺团体，《星火》月刊是一个承接《现代》的“第三种人”的刊物。
为什么说“自己的园地”指的就是《星火》月刊呢？原来，《星火》社一开张，矛头就指向左联。在《星火》创刊号的《星火》社同人的“前致词”中，他们说：“我们看到，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我们有创作的愿望，我们也都有发表的愿望，但是我们的作品是只配丢到编辑先生的字纸篓里去。……在这种文坛已经被垄断的情形下，每一个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想要不消极，不灰心，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含沙射影，攻击左联垄断文坛。在《星火》发的一些文章中，也常不乏这一类文字。在《星火》第二期，杨人在“读者通讯”的“编者答语”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并不拉拢成名作家的大作，……我们坚决地将《星火》作为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在同期的“编辑室谈话”中，他又喋喋不休地说：“第一，如今的文坛被成名作家割据着这一事实，是给证明了，第二，许许多多新进作家有作品而没有发表的园地，亦是给证明了。这使我们这《星火》作为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更是抱了坚决的态度。”他们俨然以新进作家、无名作家的保护人自居，把《星火》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园地”，攻击所谓成名作家垄断文坛。这就是“自己的园地”的来历。
那么，“纳钱五块”，和《星火》有什么关系呢？《星火》的这种挑战，当然要受到反击。在1935年8月号《文学》五卷二期上，就发表了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文章说：“海上滑头商人常有一手把戏，——征求职员，但应征者须缴‘押柜’若干元或入股若干元；‘押柜’或‘股款’缴进以后，你的职业到手了，而且那‘店’或‘公司’成为你‘自己的园地’了，……这把戏钻进文坛据说却是最近的事。据说是在学校中广开法门，凡有投资五元者就可以享受‘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这是那些聪明的先生们整天无中生有地谩骂人家口上提拔新作家而实际专拉老作家以后，‘别出心裁’的嘉惠青年文学者的一番深心。”“向来只听得有人抱怨，因为世有所谓批评家害得他们不能自由创作；现在好了，批评家早已被闷住了出不得声。向来又只听得有人诅咒着文坛上有人把持，以致作品不能自由发表；现在也好了，‘自由’有代价了——大洋五块。”
此文一发，苏汶、杨人等立即在《星火》第四期上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一方面招认《文艺自由的代价》是对着《星火》他们一伙人的，一方面对傅东华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责难和谩骂，用上了“恶毒的用心”、“‘滑头商人’型的市侩”、“统一文坛的卑劣的野心”、“下流的手段”、“酷毒的破坏”、“狰狞的市侩面目”、“文坛的秦始皇”等等字眼。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星火》因为是自费出版的缘故，以前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以作基金，这是事实。”随即又辩解说：“但是我们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向来就十分严格，既没有随便拉招，亦不曾公开征求，只以社员的友朋之志于文艺者为限。”而且“出钱的社员的稿件，如内容不佳，仍是不予登载”云云。虽然否认了社员纳钱五元，但也承认了按月向社员征收三元的事实。
苏汶、杨人的攻击左联，由来已久。1932年，苏汶就以“作者之群”的代表自居，攻击左翼文坛“霸占文学”，使得他们这些“第三种人”只好“搁笔”。在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际，他们却向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为他们“第三种人”争地盘。杨人也在1932年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什么“无产阶级已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所以他要“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分庭抗礼。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曾对他们展开斗争，使得他们原形毕露。现在，他们改换招牌，打着“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的旗号，以“无名作家”、“新进作家”的保护人的面貌出现，继续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因此，对《星火》的揭露斗争，实质上是1932年对“第三种人”斗争的继续。
苏汶、杨人这些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已经很臭，他们除了造谣攻击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新鲜货色。因此，鲁迅对于他们，比较多的是采取顺笔一刺，剥露原形的战法，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又如，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在揭露文坛黑暗现象时，又顺手举例，以“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掏腰包”呢，因为他们在《星火》“前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