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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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掏腰包”呢，因为他们在《星火》“前致词”中说：“我们这刊物是根本没有摸出钞来的老板的；如果非要有老板不可，那么我们的每个同人就都是老板。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多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所以鲁迅以“卖穷和富”来概括和讽刺他们。
“倚老卖老”
在《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中，鲁迅说：“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乎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做‘倚老卖老’。”
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中有些人，对鲁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攻击态度，甚至在鲁迅的年龄上做文章。那么，在1935年，又是谁把年纪大作为一种罪状，不分是非地对老作家进行攻击呢？查清这个背景，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坛斗争，理解本文都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攻击老作家“倚老卖老”，见之于1935年《星火》月刊第四期巴山的《文坛三家》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对着鲁迅的杂文《文坛三户》而发的。
1935年6月6日，鲁迅发表了《文坛三户》。文章揭露当时的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而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一些人“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于是又有“破落暴发户”的出现。鲁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勾勒了这些作家的本质及其表现特征，并断言，“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这篇文章，立论深刻，分析透彻，击中了当时文坛的阴暗面的要害，很刺痛了有一些人的。巴山的《文坛三家》就是反应之一。
《文坛三家》一开头，就引了我们在上面所引的《文坛三户》中的话，说是“我于此有感焉，作《文坛三家》”，“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税作家，编辑作家是也。”
《文坛三家》在文中引了许多《文坛三户》中的话，含沙射影，对鲁迅进行攻击。如在谈教授作家时就说：“但文坛上的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为他先前总有一点如上所述的凭借，如得了官费出洋留学镀了金镀了银回国以后弄弄笔墨成为作家的人，他就不是凭借着‘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或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
“倚老卖老”是巴山在谈到版税作家时说的，那就更明显地对鲁迅进行造谣、污蔑、攻击了。文章说：“文坛上另有一种作家，自由自在，优哉游哉，出则‘云飞汽车’，住则洋楼整座，不但不用巴结人，而且有人去巴结他，甚至有的还成了‘文坛闻人’，收徒弟作‘老头子’，他是靠版税过活的人，名曰版税作家。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不干创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虽生活已如贵人，言论偏要激昂，而其实正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还说什么：“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乱喊乱叫”，“在激昂青年看来，大模大样，俨然导师”等等。
这个巴山是谁呢？为什么对鲁迅如此造谣污蔑呢？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揭出是“上海的青年作家”。而《星火》社正是以“青年作家”自命的，在《星火》创刊号的“前致词”中写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答话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星火》的编辑是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这个巴山，在《星火》上不仅常有文章，而且每一期上都写有不少补白类的“文坛偶语”，显然不是一般的投稿者。现在查明，巴山，就是《星火》编者之一杨人。
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杨人是一个颇为有名——臭名昭著——的人物。他1925年混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任过《太阳》月刊的主编。左联成立时，他参加了左联，又参加过剧联，还担任过剧联第一任的党团书记。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的，这是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作家”，“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当国民党对左联的压迫、摧残加紧时，他就显出了原形。1933年1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对党大肆污蔑攻击，宣扬叛徒哲学。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罢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并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与“第三种人”苏汶等混在一起，继续恬不知耻地在文坛活动，或装疯卖傻，或化名攻击，干着破坏左翼文艺运动的勾当。
明白了巴山就是杨人，我们对于《文坛三家》中的造谣攻击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了。因为这些正是这个“革命小贩”的惯伎。早在他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就化名“小记者”，在小报上造谣说鲁迅得了南京政府的文学奖金，大开汤饼会等等。他在左翼阵营中爬开去后，也曾化名柳丝发表《新儒林外史》，自称“小将”，污蔑和攻击“老将”鲁迅。现在他写《文坛三家》，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对于这位杨人，鲁迅曾写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勾画了他的“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的丑恶嘴脸，指出他的叛党“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又写有《青年与老子》，嘲讽了他的“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的叛徒哲学。鲁迅还在《〈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中，作为阴面战法之一种，录存了杨人的一些“妙文”，使读者对于“‘改悔的革命文学家’的标本作品”开一眼界。
杨人把鲁迅对于文坛黑暗的揭露批判，用“倚老卖老”来概括之，这是混淆黑白，掩盖黑暗的手段之一。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指出：“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将，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正是因为鲁迅坚持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包括对杨人之流的揭露批判，这才引得杨人如此狂吠。
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也就在“卖”字上把文章做开去，继续毫不留情的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和文坛上的种种黑暗，其中包括《星火》和杨人之流。文中说：“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就是对杨人及其叛党自白的进一步嘲讽和鞭挞。又如，鲁迅说：“有的就是衔烟头，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估且叫他‘卖俏’罢”，指的就是《星火》社的苏汶、杨人等人。正是他们，在《星火》上口口声声以青年作家自我标榜，一会儿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一会儿又是“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说得真令人有点肉麻，而又唉声叹气、顾影自怜于自己们的怀才不遇，据说“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个发表的机会，也像是抽彩票一样的困难”。这些少年哥儿们简直是被成名的老作家压迫得在偌大的文坛上连“应有的立足地”也没有了。
30年代文坛上的斗争，是有着分明的是非的，这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杨人之流心造出一个老作家压迫青年作家的幻影，是企图混淆黑白，把水搅混。鲁迅严正地指出：“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表现了对这些无耻的“卖俏”之徒的极端鄙视。
（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6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谈《集外集》
在第一期的《海燕》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题未定草》第六章中说：有人告诉他《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的话。我因僻处乡村，施先生的原文没有拜读过，直到如今在别人的文章中间接才知道施先生对于《集外集》曾有过这样的一种批评，因此使我想到来谈一谈《集外集》的经历。
慨自《集外集》出版以来，却得到过三种批评，两种是关于人身方面，一种是关于本书方面的。人身方面的一种说我是鲁迅的小喽，另一种是说我想借此登龙；关于本书方面的，就是上面引的施先生的批评了。或者别的批评还有，不过因我没有知道，姑且作废不谈。现在用倒叙法先从后一种施先生批评说起。
诚如施先生所说：《集外集》是不值得付印，不独作者鲁迅先生有此感想，即如我编者自己也有此感。到底为何编印起这一本书来呢？原因在个人的嗜好，素爱读作者的作品，每逢读到不见集中的文章，随手就抄录起来了；至于将它偏集成书和付印出版，却是临时出于出版家的要求，殊非当初抄录时意料所及。至于值得不值得付印的问题，编集时却也经过相当考虑的，一切都记述在《编者引言》中。不过这一篇《引言》，本书出版时却给人家“选”去了，读者施先生当然是没有看到，今为保持真相省略叙述起见，将原文抄录于下：
编这本书的动机是这样的：在两年前的某一天，偶然翻起《语丝》的汇订本，看到了一篇作者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猛忆这一篇好像是在《华盖集》中没有见过吧？拿起《华盖集》来一翻，果然没有，于是感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是有遗漏的。因个人爱好鲁迅先生文章的结习，就将文集中没有的文章陆续的看见就抄起来了。这不过是自己为“自私”并“爱全”的一种心念所驱使，毫没有想拿它来印成一本书的意思。
后来渐渐收集的多起来了，和鲁迅先生本人谈起，又蒙指示了许多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涯的过程。以鲁迅先生文章价值的地位来讲，倘若在别国，研究他的作品与生平的专籍谅可出了不少种了，不幸他生在的是荒漠的中国，从他的早年文学生活听来，简直像秘史一般的新奇。为了私人的嗜好，我益发的去发掘先生早年的作品，今夏又在《浙江潮》上抄得了三篇，看看写作的时期是1903年，较《坟》中1907年的《人的历史》尚早四年，在书的后面又翻到了一页《浙江留日学生的题名录》，作者是填着23岁，大概这是鲁迅先生最早的文献了。
这时我还没有拿它出版的意思。不久读到了作者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一段，恍然悟到自己收集的一些文章，如仅供私人嗜好，那是没有问题；如想供给后人作研究鲁迅先生作品而用呢，则似有早日出版之必要。于是就去征求先生的同意，回语是：“如不至于对不住读者，本人却无异议”。我想在这颠倒混乱，满布蒙汗药的中国文坛，作者的文章，有几篇或许失去了时代的意义是难免，毒素是决计没有的。于是就决定拿它出版了。
作者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荣价值，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后自有人来作专门的研究，我这里且不提。但作者近几年来，是在重重压迫下的奋斗，层层狂吠中的作战；最苦痛的不是举枪挥剑的敌人，不是食禄效忠的帮闲，倒是口是心非，当面输笑，背身投箭的战友。我想将这本书贡献给作者，使他缅昔顾今，为人类作叛徒更勇猛地战斗。
我虽不像施先生的自标“言行一致”，“心口相应”，然而这篇《引言》，自信是写得真率的。
至于谈到施先生所崇拜的“选本”的问题，却殊出于施先生之意外，原来《集外集》是的确经过“选”过的。不过选者不是作者本人，也非编者自己，却是“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大人，一共选去了九篇本文，一篇上录的《编者引言》。九篇的文章是：《来信》、《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其中七篇在委员诸公看来，难免有反动之嫌；奇在《来信》与《启事》二篇系述民国十三四年间开封兵士强奸女生事，亦被“选”去，殊不可解。不独此也，书名的排列也经委员大人改过的，我的原名是：“鲁迅：《集外集》”，审查时说不妥，非改为“《集外集》，鲁迅著”不可，这一点却颇自愧才疏学浅，至今尚莫测审查委员诸公用意高深之何在！尚有其他种种情形，从略。可见虽这区区一本施先生以为不值得付印的书，其付印时的曲折艰难，大非《晚明二十家小品》及“珍本”所可比拟的，且从《集外集》的经过选删后的印出，这一点也可使施先生受一下打击；就是拿“选本”来批评是靠不住的，假使施先生看过了原本《集外集》，大概不至于说不值得出版吧？我想。选本误人，于此可见。
末了讲到喽的话，我想如真有“头领”的说法，在压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头领”部下当一名喽，是每个青年战士的光荣事业，我却自惭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至于登龙呢，素无作品，身非文人，登坛驰骋者，自有“养生主”的诸公在，亦非我所敢望。
（选自《鲁迅研究资料》第3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旧体诗新论（1）
鲁迅一再申明：“旧诗并非所长，不得已而作。”《书信·致杨霁云（34，12，09）》。“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书信·致杨霁云（34，12，20）》。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自谦之辞，在鲁迅的创作整体中，显然以旧体诗的分量为轻——按照鲁迅严格的自我评价，既然有了《呐喊》、《彷徨》那样呕心沥血的谨严之作，这些多少带着应酬性质的旧体诗也的确可谓是“胡诌几句塞责”了《书信·致杨霁云（34，10，13）》。。
但是，旧体诗在鲁迅研究乃至现代诗歌研究中都有它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鲁迅的旧体诗”，这本身就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称谓：鲁迅，这位现代思想的先驱如何与这类最古老最传统的文学样式建立了联系？难道在这种为新文学所超越的旧的束缚中，新文学的开创者反倒找到了施展自己才智的自由空间？“解放”了的自由体诗却不行？鲁迅一生创作诗歌79首，新诗不足8％，且仅在“五四”时昙花一现。同时，如果连作者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所长”，那又为什么总是要“不得已而作”呢？
在这样的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