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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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旧体诗的矛盾心理本质上就源于他那独一无二的“关系重构”，源于在这种重构过程中所难以控制的心理倾斜：一方面，当他体验到历史的“现存性”，受制于那历史性的心理需求，他对旧体诗的亲近感便油然而生；但另一方面，在执著的现代化意识驱动之下，他又一再感到这些“历史的遗骸”毕竟不代表中国文学的将来，于是也就不由得显示了意识层面上的冷淡，把旧体诗称为“戏作”。
在传统——现代这两重艺术精神的彷徨之中，《野草》和鲁迅旧体诗各有其文学价值。如果说《野草》标示着鲁迅“传统——现代”心理结构中趋向于现代的一方面，那么鲁迅旧体诗则标示着这一心理结构中趋向于传统的一方面。两者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呈现了这一心理图式中矛盾斗争的动人景致；或者是走向现代的艰难，或者是挣扎于历史的慨叹。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旧体诗新论（4）
四
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再构”，也是鲁迅旧体诗艺术的支点。严格清理下来，鲁迅旧体诗多有不合古典诗歌艺术规则的“犯忌”之处，鲁迅仿佛是不能不运用着这种传统诗歌的艺术形式，但又有意识地对这样的艺术形式作出自己别出心裁的改造；这类改造并不一定符合传统诗学的规则，显得有所出格或不那么尽善尽美，但改造本身却具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认为，鲁迅旧体诗艺术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古典诗歌审美理想的突破，即轻意境、重理趣。在中国传统诗文化中，情景交融的意境是最高的诗学范畴。当然，意境本身也有不同的层次，唐以前大体上是感物抒情的阶段，情与景在分离中求统一；唐诗逐渐走向物我合一，情与景浑融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一艺术理想后来在铺排浓艳的宋词当中得到进一步的烘托和营建。但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却另辟蹊径，以才学入诗，以议论为诗，崇尚“理趣”。这显然有悖于中国诗文化的“感兴”本质，因而宋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比肩的。鲁迅就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书信·致杨霁云（34，12，20）》。那么，又为什么要弃意境而重理趣呢？显然鲁迅认为返回唐诗宋词的意境亦属虚妄，现代人永远不能沿着传统文化的古道走向辉煌——既然是“戏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随心所欲，信笔所之！于是，在鲁迅旧体诗中，我们绝少见到那些情景交融的得意忘言的“希夷之境”、“太玄之乡”。如1931年赠片山松藻《无题》，前四句云：“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写情绘景，倒也符合古典诗歌的传统，但接下去却横空扫出两句：“下土唯秦醉，中流辍越吟”，两句用典三个，借历史事件抨击现代政治的黑暗，这就是以议论为诗。类似的以议论句插入以搅乱“情景交融”的诗学境界的方式，在鲁迅旧体诗中随处可见。
提高主观议论在诗歌中的作用，这使得鲁迅的旧体诗容纳了传统诗歌所没有的自由思维，在大跨度的运思中表达了更多的复杂内涵，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解诗”的困难，这是造成鲁迅旧体诗在评论界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
鲁迅旧体诗的主观议论又常常同用典艺术相结合。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辨析，那就是鲁迅对古典诗歌用典传统的看法，比如他曾说李商隐“用典太多”，“为我所不满”，但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鲁迅自身在创作实践中就一定会“用典少”。鲁迅在“不满”的同时，又依然较多地化用了李商隐的诗意，运用着李商隐诗歌中的语典和事典——事实上，作为中国诗文化中这一独特的典故现象，自有它亘古长存、受人青睐的理由：在表述那种历史性的循环与重复的意义上，典故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我们也知道，寻找“历史的现存性”正是鲁迅的兴趣所在。所以说，用典实则又是鲁迅旧体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固然不满意用典“太多”，但在一句或数句之中多次借助典故却是屡见不鲜的。《自题小像》四句用语典四处，《哀范君三章》共用语典五处，事典一处，《送D。E。君携兰归国》四句用语典五处，《湘灵歌》用语典四处，事典一处，《答客诮》四句用语典二处，事典一处……有些诗，如《替豆萁伸冤》、《赠蓬子》正是以固有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才是饶有意味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所谓的“戏拟”艺术：鲁迅常常摹仿、移用传统诗歌中的名句，关键之处略加变动，在“似是而非”中达成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
比如《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这是戏拟唐人崔颢的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历史的忧患、时间的感伤，鲁迅是现实的愤懑、社会的感叹，借古人那撩人思绪的沉甸甸的语言模型盛容现代理性主义观照之下的超然的嘲弄，这一重一轻、驾重就轻的艺术差别，本身就留给我们宽阔的想象空间。
又如，《我的失恋》戏拟东汉张衡的《四愁诗》，鲁迅替时人趋之若鹜的爱情诗寻找出了张衡这个老祖宗，却又借用固有的煽情格式传达那种戏谑、调侃的“反爱情”意味，反差效果显著，感染力极强。
我认为，“戏拟”实际上是沟通了这样几重世界：古典诗学世界、现代生存世界与作为一位文化启蒙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将现代生存方式比拟进古典诗学的世界，这是鲁迅深邃的洞察力，而在文化启蒙的理性目标下略施小技，一“戏”一弄之间又体现了鲁迅奔向现代化的坚定信念和重建价值标准的执著追求。
扩而言之，前文所述的强化主观议论、重视典故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有意识的“沟通”，这样有意识的文化参照、文化冲突。我认为，将文化冲突的动人景象摄入中国现代旧体诗是鲁迅最独特的贡献之所在。鲁迅以文化革命者的方式就“现代中国”与“旧体诗”这一场有距离、有分歧的对话作出了他深刻的回答。
（原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信笔写出的真相——《两地书》初探（1）
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鲁迅《两地书·序言》
上面引述的这段话，把编辑出版《两地书》的用意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对自己，是纪念彼此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一段生活经历；对朋友，是感谢他们不但不嫌弃正在遭受笑骂诬蔑的自己，而且给予了真诚的援助；对孩子——就这批信的文献意义来说，也是对后来者——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让他们了解或一时期的前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因相爱而挣扎，怎样艰苦地走着人生的长途。这些，自然也是或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角，人类历史的未必微不足道的一页。
这真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鲁迅诞生一百年了。历史又过去了一个世纪，有人至今仍要讳言鲁迅的爱情和婚姻。而鲁迅生前，更因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遭受笑骂和诬蔑。二者的用心是截然不同的，但哪知人论世的标准，不是相同，相似，或相通的么？
是的，谁能想到：鲁迅和景宋那么倾心相爱的婚姻，直到实现以后两年，当景宋怀孕以后五个月，景宋才能够小心翼翼地向亲友说明自己的婚事；鲁迅才觉得“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鲁迅1929年5月21日致景宋信。了？号称有着四千年悠久文明的古国，为她的子孙所创立的爱情和婚姻的条件，是多么严酷啊。总有一天，未来的人们会难以理解：鲁迅和景宋为什么要紧咬了牙关，挣扎着度过相亲相爱的生活。一个人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关头，亲历时代演变的大风大浪，多的是苦恼，而少有什么欢欣，在心里积蓄着倾诉不尽的爱和憎，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人类是进化的，是从低级向高级、从野蛮向文明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不进化，人不会从动物群中走出来成为人；也不会从往昔的茹毛饮血到今天的登上月球，飞向火星，探测宇宙。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这里并未涉及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还是人类的意识问题。因此，这个观点无须纳入唯心主义的体系而加以批判。恩格斯早就告诉过人们：“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恩格斯：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正因为我们相信人类是进化的，因此，我们对于人类的爱情、婚姻关系及其道德观念的向前发展抱着坚定的信念。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普遍接受恩格斯的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那时，人们一定会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观点，怀着别样的心情来读《两地书》，从中看到新的意义，得出新的结论。但是，他们一定会赞赏鲁迅和景宋的态度，也一定会从中看到一代伟大思想家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言行和品质吧。这就是《两地书》——鲁迅和景宋的通信的文献意义和思想意义。
鲁迅和景宋很珍惜彼此间的通信，原件一直保藏得很好，使我们今天得有这批珍贵的文物。鲁迅也很珍视《两地书》——这部经过他们两人选择、增删修改、编辑而公开的通信集。因为这部书稿经景宋抄录付排以后，鲁迅自己又用宣纸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部，这显然是作为记念的珍本。
原信现存160封。其中鲁迅致景宋的78封；景宋致鲁迅的82封。收入《两地书》的是135封。其中鲁迅致景宋的68封；景宋致鲁迅的67封。《两地书》是1932年8月以后着手选编的，《序言》写于12月16日。这一年的11月，鲁迅曾回北平探望母亲的病，这时书已编好，景宋正在抄录，这从其时景宋致鲁迅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11月16日信中说：“我的作工，连日都是闲空则抄《两地集》（？）”；24日信中又说：“信（两地集）已抄至八四，恐怕快完了。”因此这一个月中的18封通信（鲁迅致景宋的7封，景宋致鲁迅的11封）没有编入。有一封信因为当时放在另外的地方没有发现而漏编。所以真正不编入的信只有六封半：鲁迅致景宋的二封半；景宋致鲁迅的四封。半封即《两地书》第32封注明“前缺”的“训词”。此外是鲁迅7月15、16致景宋的两封；景宋6月30，7月13、15、17日致鲁迅的四封。其后就是《两地书》第35。如果不计漏编的1926年8月15日鲁迅致景宋的请柬，北京时期的通信到此告一段落。从1925年3月11日景宋第一次给鲁迅写信开始，到7月30日最后一封信为止，四个半月互相通信四十多封。而从此以后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景宋同车离开北京的一年多岁月中，二人反而一封信也不再写，——我相信不会写了而独独毁弃这期间的原信，就是不读那编外的六封半信，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中的奥秘的吧？
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得好：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为了探索鲁迅和景宋这两个“人”的“全般”，自然，尤其为了探索鲁迅的“全般”，我想，研究研究《两地书》，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又有原信可以比较。不妨说：《两地书》是“不妨给别人知道”的，而删去的“一部分却不然”。现在这两部分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写的几篇笔记，自然都是我所看到的，但不敢说是“真相”，只不过是几个侧影，而且带着我的偏见。至于幼稚和浅薄，我是知道的。面对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面对像海洋一样的生活，我的阅历太浅太浅了。我知道：我内心的惭愧只有和我的生命一同泯灭；但我希望我不至于后悔。
“情书一捆”
这是鲁迅自己说的。诚然，这是和朋友闲谈，但也包含着真实。
1932年11月9日夜晚，鲁迅得到从北平拍来的电报，说“母病速归”《鲁迅日记》（1932年11月9日）。。第二天上午买火车票，第三天离上海赴北平。13日下午二点半平安到达前门火车站，三点钟到家，母亲的病已经向愈。
这是鲁迅第二次回北平了，照例和老朋友们有许多次欢晤。在一次见到未名社的朋友的时候，李霁野先生回忆说：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所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着先生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很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李霁野《“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节》。
李霁野先生的猜测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两地书》。前面已经说过，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好，景宋正在抄录书稿，书名还没有最后确定，大概曾拟议叫《两地集》吧，自然，决不会想到叫什么“情书一捆”。
但是，这“情书一捆”，似乎也确有讽刺章衣萍的意思，不仅因为章衣萍在这以前的1927年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而且这个人也曾出现于《两地书》，鲁迅曾投以轻蔑。鲁迅说：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
这“玄倩”，在原信中就是衣萍。上面我加了着重号的话，是编入《两地书》时增加的，可见鲁迅之讨厌他，有增无已。刚刚在写作中提到的这么一个人，在和朋友闲谈时又联想到他，顺便刺一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