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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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玄倩”，在原信中就是衣萍。上面我加了着重号的话，是编入《两地书》时增加的，可见鲁迅之讨厌他，有增无已。刚刚在写作中提到的这么一个人，在和朋友闲谈时又联想到他，顺便刺一刺，是很可能的。　　　　
　　　　但是，这更可能是在讽刺高长虹。第一，鲁迅在《两地书》第一一二增加了这样一段极愤慨的话：　　　　
　　　　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信笔写出的真相——《两地书》初探（2）

　　　　第二，《两地书》第一二六的原信中，本来还有这样一段话，出版时删掉了：　　　　
　　　　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鲁迅出版《两地书》，就是公开他和景宋“所经历的真相”，回答某些人们的“笑骂诬蔑”，记念他和景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胜利。对于曾经为此而“下石”的人们，鲁迅是决不宽恕的。这是他的原则。把这些文字联系起来想想，当令人发出会心的一笑吧。不过，鲁迅对人确实还是厚道，他毕竟把上面的传闻删去，不愿用自己的信去加以传播。　　　　
　　　　且不说“情书一捆”这个名目，也不论鲁迅和景宋通信的原因，就事论事，《两地书》也确是一部情书，因为通信的两个人，后来终成眷属，而这部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俩恋爱的全过程，以及成亲后第一次离别期间的眷恋。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恋情，这样的性质，不是情书是什么呢？　　　　
　　　　《两地书》共分三集。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至7月30日四个半月间在北京的通信。从写信的态度和语气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确不带恋情，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学生运动、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虽然一开始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表现出相当地推心置腹，但毫无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虽然一开始就平等讨论，交心谈心，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洋溢于字里行间。但是，大约经过一个月，当景宋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紧接着景宋于4月12日第一次拜访鲁迅寓居，16日的信敢于用“‘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秘密窝”而带引号，拜访而用“探检”，——也就冲破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一种新的亲昵的感情产生了。此后即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景宋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惟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很快，即在注明“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共五六封”之后，通信戛然而止，而此后双方仍一住女师大，一住西三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再通信，为什么？感情破裂了吗？否！这是定情后不再需要这样的书信往返了。可见，第一集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了从师生到恋人“所经历的真相”。可以说，这是非情书和情书的合璧。而又由于这非情书是情书的先导，二者一脉相传，缺一不足以反映相恋的全过程，因此，统称之为“情书”，不是顺理成章么？　　　　
　　　　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厦门——广州间的通信。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可以说行李甫卸，即“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多么炽烈的恋情，多么难耐的离别！虽然“合同”有期，也颇有“一日三秋”之感。景宋一读到这句话，立即回答说：　　　　
　　　　MY　DEAR　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于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的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景宋1926年9月23日致鲁迅信。　　　　
　　　　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关于“此后所走的路”的恳切的商量；关于“牺牲论”的反复辩论；对于“流言”的愤慨和蔑视；最后鲁迅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景宋信。　　　　
　　　　爱情胜利了，爱情克服了因袭的封建传统，推开了封建习俗的压力；使两颗心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相依为命，离则两伤。完全符合新道德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瓜熟蒂落；预示着鲁迅和景宋以“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那样入“炼狱”的大无畏精神建立新型婚姻的胜利。第二集是这样一部深刻地反映出或一时代的人们为爱情而经受着苦难，磨炼了意志，享受着欢欣的情书。　　　　
　　　　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间北平——上海的22封通信，这是鲁迅和景宋婚后第一次离别期间的通信。景宋说：“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辛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鲁迅说：“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景宋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鲁迅说：“此刻是23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作谈天了。”这深切的关怀，这依然新鲜的眷恋之情，正是婚后而葆有爱情者的通信，充分享受着爱情的幸福者的通信。　　　　
　　　　然而，对于《两地书》这样的情书，有人似乎觉得不像“情书”，也有人怪它“不觉得肉麻”。世事就是这样芜杂。还是鲁迅的自评来得中肯吧，他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两地书·序言》。。　　　　
　　　　的确，《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　　　　
　　　　第一，这不是作家虚构的书信体文学作品，而是两个真正的情人的真实通信，虽然在编辑成书公开发表的时候，经过本人的选择和增删修改，但是结果仍然严肃地郑重地保存了原信的风貌，没有改变原信所涉及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教育观点，伦理观和人生观，没有改变原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改变原信的倾向性，而主要是隐去了在私信中不妨倾诉而不愿公之于众的内容。自然，这只是就原信的基本内容，总的倾向，一般的性质来说是这样，决不是说增删修改后的完全等于未增删修改的。两者的异同将在后面专门论述，并尝试推求删改的原因，夸大一点说，就是作一点比较研究。　　　　
　　　　第二，鲁迅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毫无疑义，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人间现实的爱情，事实上总是从属于生活，并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爱情至上”、“爱情惟一”之类的观念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表现这一类观念的文学作品也只不过是作家的非现实虚构而已。《两地书》也因为原本是真实的通信，所以它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表达了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评论，倾诉了内心种种情绪，一切信笔写来，自然而然，使这部书具有丰富的内容。每封信不仅没有那种单调的、连篇累牍的“谈情说爱”，相反，多数篇幅是谈自己的生活，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种种情况，谈自己对各种情况的感受。因此，这些通信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当时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　　　　
　　　　第三，在表达爱情上，全书有一种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有一种词感敏锐的笔致。但是，在这种共同的风格之中，两个人的信又各有特色。最显著的是：鲁迅更加含而不露，好用欲亲反疏的曲笔。比如，除第三集中有个别的例外，决不在信中间再直呼其名（用信开头的称谓），以示感情激动时的呼唤。不仅如此，而且尽可能少用第二人称代词——你，改用一个表示第三人称的代词或名词。如不说“你”或者将往汕头，而要说“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不说不愿失去“你”，而要说“不愿失了我的朋友”。不说我写这封信就是和“你”商量，而要说“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又如，“我极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将M。H。卖掉，而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也。”还有如“不敢爱某一个人”等等。此其一。其次，有意一反“老师”的“尊严”地位，而用受委屈的口吻，显出自己内心的激情受到阻遏，而给人强烈的印象。如：“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又如：“必须如此办理，才觉舒服，虽被斥为‘多事’，亦不再辩，横竖受攻击惯了的，听点申斥又算得什么。”与此相反，景宋却一反“学生”的“恭谨”，常常自己尊大，喊鲁迅为“傻子”，指鲁迅“‘孩子气’十足”。这种特殊的心理，大概含有抹掉事实上的“师”“生”之间的“尊”“卑”悬殊，求得一种平等的地位，从而交流爱情的愉悦的意思吧。这是景宋的信第一个显著特色。第二个特色就是较多直抒胸臆，直陈情怀，因此也比较热烈。景宋的信的称谓和署名的花样就较多，并且信中间也常常重复称呼“MY　DEAR　TEACHER！”显得情不自禁。像“是日，不断的忆起去年今日，我远远的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么法子呢！”这样的笔墨，鲁迅是决不着一字的。　　　　
　　　　《两地书》出版以后不久，有一篇署名庸人的《读〈昨夜〉》的短文，顺笔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两年前，在上海滩上看见了一部甚么情书集，我揭开看了半页，肉麻了三天，于是以后便怕听“情书”两个字。　　　　
　　　　……　　　　
　　　　可是《两地书》给我们一种印象，则适与两年前那部甚么情书集完全相反。我们从《两地书》里面看见了两个清楚的刚强的性格，同时又连带地对于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了再度的认识。自此以后，我觉得情书集也很可以看。见1933年9月13日《大晚报》。　　　　
　　　　这大约是最早的评论吧，意见是颇为中肯的。　　　　
　　　　“革命的爱在大众”　　　　
　　　　各个民族，古往今来，自从发明了文字这奇巧的符号，有多少文学作品描写了男欢女爱、吟叹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呵！又有多少非文学的著作探讨着男女之间的感情及其应有的规范关系呵！世界四大宗教的经典，有谁能回避这个题目？总之，关于男女之情的文字，所谓汗牛充栋，也未必是“白发三千丈”似的夸张。它要接近真实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鲁迅有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的进化》，就以惊人的概括力量和极其精练的文字，评述了人类从野蛮时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千年间男女关系的状况，勾勒了“人的整个教养程度”的历史。不幸人类还没有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牢笼。　　　　
　　　　然而，恩格斯所说没有爱情的中世纪终于过去了。爱情，就是在所谓旧文明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也如春寒中的野草小花，瑟瑟地滋长着。鲁迅用火辣辣的文明批评告诉过人们，中国青年喊出的“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热风·四十》。”鲁迅也曾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支持著名的爱情诗集《蕙的风》。鲁迅在自己的二十五篇小说中，专写爱情问题的约占八分之一，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这也是必然的吧？中国的古圣贤，虽然也看到了“食色性也”的事实，而那长久以来的方针，却是所谓“灭人欲”。一面是三妻四妾，荒淫无耻；一面却把性看做不洁，甚至于当作罪恶。一位彻底反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不能不对“灭人欲”的荒谬的教条施行袭击，催促人们的觉醒，加速社会的大变革。　　　　
　　　　但是，当“革命文学”家为爱情加上“革命的”冠冕的时候，热衷于“革命＋恋爱”的创作的时候，鲁迅却指出：“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鲁迅1929年4月7日致韦素园信。　　　　
　　　　“革命的爱在大众。”鲁迅和景宋的通信，也反映了这一品格。一方面，是情书，无须讳言这样的内容和性质。一方面，又不是所谓的“情书”，除了“卿卿我我”，还是“卿卿我我”，好像人世间除此真的什么也不再有了；更不是爱情就是一切，如天马行空，无所窒碍。爱情也是有品格的，它因时而异，因人而异。鲁迅和景宋对于原信的删改也说明这个问题。　　　　
　　　　确实，抽出的几封信，多是恋人之间调侃之作，其内容还不如隐去的一些称呼如“小莲蓬”之多含闺情。所有这些与“肉麻”完全异趣。它们的被抽出和隐去，不能说和调侃毫无关系，但恐怕主要还在于这纯系个人间事，而不是有什么“生呀死呀”的隐情难以见人。虽然“闺中有甚于画眉者”，但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决不相同，有人把它们看做人间最高的“人情”、“人性”，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自诩为将是不朽的杰作，有人却看得平平常常，不必写成稀奇古怪的文字。　　　　
　　　　删得最多的，是学校风潮和“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状况。这自然别有原因。但在原信这样的“情书”中，对学校的改革、国家的前途是多么念兹在兹呵。不错，这也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相关”中，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革的前途完全溶合在一起，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正是这种气质和品格，使鲁迅和景宋，即使在“情书”中，也是除了自己保存之外，还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关切和热爱。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