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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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鲁迅把问题的症结提高到作家，艺术家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论述。鲁迅向来认为：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是革命文学。在本书341009致萧军信中也指出：“如果作者是一个战斗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而当世界观问题获得解决后，许多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诸如：题材问题，典型化、民族化问题等等），也就不难在学习和艺术创作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了。
鲁迅“致左联人士”书，本书收入10封。需要特别声明如下三点：其一，是鲁迅是左翼文坛的旗手和主将。要了解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贡献，仅读这些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读他的有关文集和译文。其二，是左联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以发扬“五四”文学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育革命文艺队伍和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有过辉煌成就的文艺社团。要全面了解左联，仅读鲁迅书信，甚至包括他的作品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研读更多左翼作家的论著，才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的知识。其三，是鲁迅的这些信，内容均侧重谈左联的内部矛盾（诸如廖沫沙、田汉、周扬、徐懋庸等对他失敬以及他对他们的回击），颇多愤激之语。当然，在这些内部矛盾中，鲁迅依然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但也不可以左联人士一时一事的失误来代替他们对于新文艺运动的贡献。本书所选的这些致左联人士信，其意义和价值是旨在证明鲁迅在卅年代革命文艺运动队伍内部反倾向斗争中的坚定和正确，证明他无愧于是左翼文坛的主将和旗手。
大家知道，自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中共党内曾有过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的发生，时间长达近10年之久。因此，在左联存在的近六年间，“左”的倾向和失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已经反映在左联的某些决议和一些党员作家的言行中。因而，早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演中，鲁迅就曾指出：“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样，我们在本书所收311225致沙汀、艾芜的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困扰他们的创作题材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并指示：“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指表现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人物——作者注），动手来写”，是“不必趋时”，硬造什么“突变式的革命英雄”的。这分明是鲁迅对于左联某些决议所受苏联“拉普”理论影响的匡正。在321210致周扬信中，鲁迅对辱骂和恐吓的“左”倾幼稚病，给以批评。在330626致王志之信中，则指示应当争取和团结革命的“同路人”和“同路人作家”。在341114致袁牧之信和350207致曹靖华信中，他更反对“自己营垒中的战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自己。他甚至愤慨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的战友们的这些失误，都是“左”的表现，“左”的错误。但到1935年8月，王明以党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右的倾向便迅速抬头。于是，我们便看到，鲁迅在350912致胡风信中，表示了对于“元帅（指周扬）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的忧虑；在360502致徐懋庸信中，看到他对于左联“溃散”的不满；而在360806致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更看到他对文艺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党的策略由反蒋转向逼蒋抗日，这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鲁迅却在这紧急关头表现了比某些左联的共产党员更为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远见卓识，这说明他早在五年多之前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决不是无的放矢，同时，也说明他具有一种反倾向、抗大流的大智大勇。而恰在此时，向来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托派却致函鲁迅，意在拉拢。这恰如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所说：“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他并且严正声明：“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可见，鲁迅在晚年，批右倾，斥托派，全力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无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信，本书选收了十七封。这些书简虽然不像“致左联人士”，“致版画青年”那样集中和专化，但却更其丰富、广泛，因而也就更可以显示鲁迅的方方面面，更可以全面地看出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来。
在这些书信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变迁和起伏以及他对改革中国的看法。尽管他的思想变化和改革主张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有限的信函之中，但这些信函却无疑是或多或少地表述了他的意见和看法的。
众所周知，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国无常经，社会动乱，婚姻不幸，思想曾长期陷入苦闷。“五四”前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勃起而趋向昂奋，崛起呐喊。他在180820致许寿裳信中说：近来“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即是一证。“五四”后，由于国事的蜩螗和新文化阵营之分化，曾再度思想颓唐，彷徨苦闷，甚或有悲观绝望之想。这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分明可见，他常觉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有时“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其苦闷已经到了一种“细嚼黄连而不皱眉”的程度。这真可谓是欲生而无路，欲死而不能！但到2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他投身于女师大事件的剧烈斗争，另方面是许广平闯入了他的感情世界，他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他说：“我近来忽然想活下去了”，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么颓唐”。诸如此类的话语，自然还多，但仅就这些只言片语，却也传导了鲁迅思想变化的信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对改革的论述，多见于他的杂文，但在书信中也有论及。在本书所收180820致许寿裳信中，因有感于近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屈辱，他不无激愤地写道：“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傺而死。如此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这种思想，尽管打上了进化论思想的烙印，但坚信中国必会进步的信念却非常可贵。到后期，鲁迅的改革观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350410致曹聚仁信中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机想把它塞起来。”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阐明了改革必须断然使用革命的手段，并指明了改革和反改革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显示了他获得唯物史观后思想的深刻和正确。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书，还反映了他对交友、读书、名利、结婚、生育等人生重大课题的主张和看法，具有广博的文化内涵。鲁迅主张交朋友要“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并且要“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是说，只要朋友在政治大方向上不错，就不必计较“小节”。还要随时取其正确的“一段一节”，给予支持和合作，万不可日夜惦记着利害和恩怨。一些事实表明，鲁迅和郭沫若、茅盾的友谊似乎并不深笃，但他在本书360806致徐懋庸信中却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就是极好的说明。正因为此，鲁迅的朋友才遍天下。不但许多外国友人同他频频通信，而且许多青年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此外，他还救助过许多共产党人。他不赞成青年只读他的书，指出须博览群书，才能吸取到“多方面的优点”（见360415致颜黎民信）。有青年就结婚的利弊和多子的困扰写信求教，他指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的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见280409致李秉中信）。婚后生子，亦属必然，“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至于多子，则“当行节育法也”。尽管鲁迅的只生一子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有着时代的不同，我们也不必廉价地尊他为节育的先驱，但他关于结婚和生育的主张，却都是正确的罢。此外，鲁迅关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见本书270925致台静农信）和不同意为他写传记（见360508致李霁野信）的信件，更表明了他淡薄名利的高尚品德。
鲁迅“致爱人家人”书，本书收入9封。其中致许广平7封，致母亲鲁瑞2封。致周作人信，因多谈翻译，没有选入，至于致周建人信，则因全部散佚不存，欲选而不能。
鲁迅在341206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曾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示什么热烈。”在《两地书》的序言中，又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这些都是实情。因为他俩在通信之初，的确不带恋情，仅是关于学潮、教育乃至人生诸多问题的请益和指导。尽管字里行间表露出相当的推心置腹，但决无异性间的调侃和追求。这在本书选入的250311和250530号信中，均不难窥见。但后来，师生间那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氛渐被突破，传导感情的字句时有出现，这在250629号信中已分明可见。此后，他们经历了约有一年的热恋，也商酌了此后的方针，待到许广平由师大毕业后，遂双双南下。他们本来相约“两年之后再相见”，但因一在厦门，一在广州，又不得不苦苦相思，仅靠了信札的往还传递着思念，关切和温存的恋情。但也不免有因误会而生的“奇想”，甚至是爱情的“危机”。在这些信件中，人们不难看到古老中华为它的子子孙孙所提供的婚恋条件，是怎样的严酷而冷漠，同时也看到鲁迅和许广平是怎样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度过了那以沫相濡的相爱岁月。按照传统的观念，鲁迅已是有家室之人，且已被人尊之为“作家”、“名人”和“导师”，因之，他也就不能不顾忌舆论的压力和谣言的中伤。他还不能不顾虑他的婚变是否会影响他在文坛的地位？甚至他的著作还是否有广大的读者？此外，他尚不能不思虑比他年轻许多的许广平，是否在为自己做牺牲？这一切如乱麻一般在他心中结了许多扣，使他不得解脱。他只有坦诚地同许广平商讨。当许广平以真爱给他以勇气和力量的时候，积压在他心头的许多顾忌才得以消除，他才下定了“我可以爱”的决心。这种情形，我们在本书所选入的261115号、261128号和270111号信中，都不难看到。
阅读鲁迅致许广平书，其意义不在于窥探隐私，而在于明白人到底应当如何相爱。假使人们相信人类是进化的，那么也就应当坚信人类的爱情、婚姻以及道德观念也是向前发展的。在蒙昧时代，爱情这个字眼恐怕未必有吧！？在人类走向文明的时代，方才有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但相反的情形也是随处可见的。嫖娼、卖淫的腐败现象，姑且不论。就是被人目为正常的许多家庭中，男性肆意践踏女性的人权，将女性视之为奴仆；或者女性将男性当作摇钱树的情形，并不罕见。不少家庭尚缺少平等相待和互敬互爱，只不过是凑合度日，忍让维持而已。所以，当今的读者捧读《两地书》，仍然会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鲁迅毕生事母至孝，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老母的牵挂之情。尽管母亲按照习俗曾为他包办过一桩极不称心的婚姻，但鲁迅也将这苦涩埋在心底，很少怨恨。他大约平均每月要给老母写两封信，但保存下来的信件仅有48封，而收入本书者，仅二封耳。鲁迅一生的56年中，与母亲分居两地，约有30年。求学、留学和谋生的需求以及对于他并不爱的妻子朱安的躲避，使他多年在外，远离老母。但也有人发出怪论，说鲁迅“爱他母亲甚至到了一种不能在一起的程度，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使鲁迅一生选择了逃避母亲的态度”（见《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8月谢泳同志之文）。这种对鲁迅和母亲关系的杜撰，我是不敢苟同的。莫非鲁迅不应去南京求学去日本留学吗？莫非鲁迅不应当去教育部工作、不应当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战斗吗？莫非鲁迅那时有条件将母亲和全家人带在身边吗？撂开这一切，孤立地从现象出发去论说鲁迅对母亲爱到“一种不能在一起的程度”这不等于是在说梦话吗？
写信要看对象，要报告对方所关心的事体。一般说来，子女给父母写信，都多谈身体状况、家庭琐事以及孙辈的成长，而较少涉及自己的工作情况、思想变化以及国家大事。鲁迅正是这样。这从本书所选的341118号和360706号信中，均可一目了然。
鲁迅“致外国友人”信，本书选收6封。除一封是致苏联版画家的之外，均系写寄日本朋友的。这些信札，内容各异。有婉谢友人邀请出国避难的。例如在330625致山本女士信中，报告了“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在340807致增田涉信中又说：“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日本朋友邀他前往避难，他则说“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去后怕会“引起麻烦”。倘“让便衣盯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婉言谢绝。这些信件中，还有报告自己正“满身痱子”，坚持战斗，还有向苏联版画家们报告中国的新兴版画运动，正遭到摧残迫害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鲁迅在白色恐怖的面前的回答则是：“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总之，展读鲁迅书简在不少方面可以获得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有些意见又甚至是连他的著作也很少或者是根本不曾涉及的。本文是仅就部分信函为例略加梳理草草写就的，内容尚嫌干瘪，论说也失之简单片面，这是要请读者明察并给以指教的。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时代的剪影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
日记，是作者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的择要记录。这种自由、活泼、率真的文体，在我国溯源于西汉，肇始于唐代，发展于两宋，鼎盛于明清。1980年4月在扬州西效发现的西汉宣帝时王奉世日牍，虽然文字粗糙，记事简略，但已初具日记的基本形态。在西方，近代意义的日记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17世纪。
日记的最大特色是真实天然。作为作者的心灵独语，撰写时并无问世之心，因而从中可以看到明晰的意见，可靠的史料，乃至于个人的隐私。这些都是从存心著述、意在流布的文字中绝对得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日记才成为了正统文学、正统历史之外的一个宝藏，引起了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特殊兴趣；一般读者也可从中享受到不同于一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