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传奇 作者:岳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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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王吴芮死于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据考古发现所知，长沙国丞相利苍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利苍之子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利苍夫人辛追死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之间的某年。吴芮与利苍之死相差16年，与利苍夫人之死相差30余年。既然当时的上流社会皆推崇长生不老和尸体防腐之术，想来作为长沙王的吴芮也不例外，一定是殚精竭虑，想方设法令人搜寻和研制。当他撒手归天后，家人便用楚地一带早已流行，时在长沙附近逐渐成熟的草药混合技术作为防腐之术，为其尸体沐浴、喷洒、穿戴包裹、降温、入殓、封棺、闭椁、覆土等等。当这一切完美无缺地一步步做完后，一具尸体便在幽深封闭的墓穴之内长期保存下来，并出现了下葬400多年后，墓葬被掘，棺椁打开，墓主吴芮仍“容貌如生，衣服不朽”的奇特景观。若对比1700年后的利苍夫人尸体出土时的状况，此点当属真实，且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同为长沙豪门出身，何以吴芮与利苍夫人辛追的尸体在后人发现时完好无损，面目如生，而葬于同一块墓地、相隔仅几米远的利苍本人与儿子的尸体却早已腐烂，只剩下残骨碎渣？考古人员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利苍之子是由于墓葬和棺椁本身封闭不严，封闭墓穴的白膏泥有明显缺口，棺椁有裂缝所致。至于长沙丞相利苍本人尸骨无存，则与墓葬被盗有关，若没有盗墓贼的毁坏，尸体极有可能也同他的夫人一样，会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湖南省考古队员侯良等人在发掘长沙丞相利苍墓时，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为四方形的洞穴，大小正好可容一人；一个为圆洞，里面塞满了杂土，若不仔细察看，一时还不大容易认出。这两个盗洞出现于哪朝哪代，一时无法判断。后来，发掘人员在盗洞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瓷碗，经鉴定，这只瓷碗属于唐代的产品，因而，盗墓者被断定是唐以后、宋之前的人，而唐代的可能性最大。这样认为的理由是，这只碗仅是一个极普通的生活用具，很难保存到宋代。何况唐代瓷碗保存到宋，已经算是有价值的文物了，深知文物之利的盗墓贼怎会轻易将其扔掉呢？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唐代的盗墓贼，拿了这只平时在家中常用的瓷碗，作为打洞盗宝时喝水、进食之用，而用完之后随意地扔之于旁侧，走时也未带走。至于墓葬系何人所盗，至今仍难有定论。当考古人员发掘到墓穴底部时，见棺椁早已散乱不堪，内中器物几乎全被盗走，只剩一点残骨和器物碎片，最大的收获就是于散乱的棺材缝隙中，发现了利苍为相封侯的三颗印章，从而揭开了马王堆家族墓葬之中的墓主与时代之谜，这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
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
第一章悲剧的诞生
坟包突起人世间（1）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