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传奇 作者:岳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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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1）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宝花，有的竟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像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还有数千件，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清一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诸如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之风日炽。当历代帝王将相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以至于它不但令死者尸横于野，也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贼如狐（1）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已早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时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