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六次政治选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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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它认为我们中国发展现代化就是制造火车头。那么要用最新式的火车头好呢，还是用老式的火车头呢？他认为开明专制是老式的火车头，而民主政治就是个新式火车头，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个民主政治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二十二个省。二十二个独立的省，他们各自为政，要让他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只能采取一省一票的方式，通过一省一票的方式形成一个共和国、一个联邦国家。所以中国当时就走上了多党竞争的这种议会民主制度。当时的中国一下子涌出了三百多个政党，这些政党多如牛毛，无穷无尽的党争，而各党都各自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这种情况下面，来进行那种议会的争夺。那么这种争夺过程，最后导致了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生了宋教仁的血案。同盟会一开始就进行二次革命，袁世凯进一步增压，最后是解散国会，出现了总统独裁，多元民主政治就失败了。
萧功秦：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几乎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他们开始建立的政权，都是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而且都是产生无穷无尽的党争，最后都无法避免议会制失败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议会制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它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形成有机的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制约。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意识。而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要有中产阶级社会。要市民社会的发展，要需要知识的教育，要需要发达的那种信息的传播，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在一个高度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上面，安放着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之间无法有机的结合。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想引证一下严复先生他做的一个非常生动的、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人是一头牛，它要学马跑得快。中国人觉得要学马跑得快，于是就把马蹄搬到牛腿上来。就相当于把西方的民主政治那个马蹄，装到中国的牛身上来。然后人们发现，马蹄装在牛身上还是跑不快，为什么？因为那个马蹄需要马的骨骼支撑。如果把马的骨骼转过来，移植过来以后，于是人们又发现，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马的肌肉需要马的血液系统支撑。实际上就变成这么一个问题：除非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牛不可能把马蹄装到自己身上来，跑得像马那么快。我想这一个比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严复的悖论。所谓的严复悖论就是说，单项移植一项东西，这个被移入的因素不能成活。必须要把西方其他制度因子全部移植进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单项移植的东西能够成活，这个因素能够起作用。但是。全部移植实际上又不可能的，就是说无论是单项移植还是全项移植都出现了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说它的困难可以用严复悖论进行表达。
那么我们下面要谈到是第三次政治选择，那就是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并且在他统治的初期，中国政治稳定。他制定了商法，他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可以说当时的经济以11％的速度发展，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叫做新权威主义模式。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指的就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这种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人。以后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新权威主义者。
严复当时是非常支持袁世凯的，他甚至指出，袁世凯解散国会虽然和临时约法不合，但是是袁世凯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因为国会除了党争就是捣乱，还不如把国会解散掉，强权所形成一种政治稳定，可以让是让中国能够安心的搞现代化。严复还说过，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需要的是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严复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这也就是新权威主义的逻辑，就是通过强人所建立的政治稳定，来引进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经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未来前提。新权威主义有一种发展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似乎看来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但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他有极其严重的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他具有很强的封建意识，他的权利个人化的倾向，使他迷信权谋，大幅度的引用亲戚故旧，以北洋军机个人、私人的效忠纽带来成为他的组织原则。这种权利的个人化、权利运作的任意性、权利内部关系的朋党性，导致了这个结构的极其脆弱。
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没有成功，他的权威急剧的衰落，到他五十六岁突然生尿毒症死了以后，那么整个北洋军机就分崩离析，因为北洋军机它内部的组织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是靠那种朋党和私人效忠关系建立起来的。因此，袁世凯以后，中国就陷入了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北洋军阀混战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退化形态，成为一种退化形态。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袁世凯政治的结构，他的内部组织结构的脆弱性以外，还有权利不受制约，是新权威主义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而权利不受制约的结果呢，又使得统治者有可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实行为私人牟利，从而导致了这个新权威主义的变质，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困难所在。
刚才我们谈到了实际上面是中国现代化初期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开明专制模式；第二种是议会民主政治模式；第三种是强人政治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的缺陷。开明专制模式，它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在急剧的衰落。议会民主政治呢，它的有它的现代化导向性，但是它缺乏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袁世凯模式它有一个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权威系统，然后它却缺乏现代化的那种意识，所以由于这种原因，使得中国的政治载体适合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并没有在二十世纪初期实现。
王鲁湘：刚才听了萧先生的演讲以后，我产生了几个问题想在这里请教萧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首先的三次政治选择，是吧，那么第一次政治选择就是晚清的以慈禧为领导的开明专制的这一次政治选择。那么你也说到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为什么必然失败，我在这里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开明专制制度选择失败的原因，您说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已经高度僵化，它没有一种从内部进行体制创新的这样一种基本能力。但是如果它连这种，高度僵化没有这种能力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来开始了持续十一年的，这一种实验呢？
萧功秦：首先是因为，就她本人来说，就是一个作为清朝统治者来说，她客观情况就是说，她面对的是两千多年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她为了保持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她也不得不向西方学习。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的客观逻辑和她为了保持自己政权的主观的那种愿望，两者是重叠的。只要她在实现保护自己主观的这种政权的合法性，长治久安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向西方学习，它客观上就进入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王鲁湘：萧先生，我刚才注意到你在演讲过程中间，你讲到洋务派，就是说你很替他们惋惜，实际上如果给予洋务派足够的时间，洋务派运动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开始我们的现代化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开端的，但是没有给它这个机会。没有给它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的理解，除了它的体制内部的这种反对派的顽固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可恶的日本在旁边的崛起。他们的军事崛起，把我们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葬送在冰冷的海水里头了。那么第二次开明专制的这次选择，是因为慈禧这个强人她的突然的去世，而她后继无人。这个王朝，爱新觉罗这个家族后继无人，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好几代人生不出男孩子来了。那么后面的我就不说了，就这两个选择，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逻辑的失败，而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失败。
萧功秦：不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像清末新政，它很明显就是说，它是先天不足的。就是说它是在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权威合法性危机，已经进入了权威危机以后，为了挽回这种危机而进行的一次改革。因此，它进行改革，它需要一种非常丰沛的那种权威的资源，来支撑它的大幅度改革，但是它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权威了。所以从客观上来说这次改革的失败大体上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如果说这种改革在以前二十年、三十年，在没有实现权威危机的情况下面，那么她如果在那时候进行改革，情况要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王鲁湘：到了这个议会民主模式失败的时候，你特别地提到了严复，这么一个我们最早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也是后来的一个保守党人，是吧。那么实际上严复自己本身的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悖论，那么所谓严复悖论，就是牛和马的这一种兑换的问题。就是你单项移植就不成，就光一个马蹄子过来，这个牛不解决问题。全项移植，把马的所有的东西移过来，它不能，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严复悖论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宿命的色彩，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搞议会民主政治就宿命得不行？
萧功秦：应该这么说，我想议会民主政治它的前提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支持，而中国因为缺乏这个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注定先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我想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又和中国的某种民族性的特征得到某种有机的结合，形成一种中国特点的某种民主形式。这又和辛亥革命初期那种简单的，把西方的那种议会民主政治移过来，来实现的民主，还不是一个概念。
王鲁湘：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军事强人这种威权政治的时候，你到最后也有一个结论，实际上就是，这种新权威主义的这种政治模式之所以能够拥有权威资源、拥有对社会的行政能力和动员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权利不受制约，对不对。但是权利不受制约本身又会在一定的时期，导致这种新权威主义运作的退化，就是价值的退化，就是不是他权利运作能力的退化，而是价值导向的退化。那么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就是可以说这种，我们这种权威主义的模式，必然的最后头，要导致到一种退化？
萧功秦：这里面实际上我想，我今天讲的问题当中，有很多是属于悖论性的问题，比如民主政治当中，我们有牛和马的悖论。我们指的新权威政治，就是说现代化初期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权威，以权威来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一般说来这个逻辑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权威就是等于是一个杯子，它是一个看得见的手，它把这个杯子的水按照某种方式把它倒过来，使它按照某种方式有序的倒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权威的话，没有这个看得见的手，它这个杯子一下子翻下来的话，水就全部翻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需要有权威的。但是权威它的运作过程一定是需要权力相对的不受制约，它那个权威才可能运行。但是权力相对不受制约，又往往会导致统治者的权力个人化与腐败。
王鲁湘：绝对权力出现。
萧功秦：就是权利的个人化，权利的私产化。那么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悖论性的问题，不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能够简单的一句回答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民族它在文化上面、经济上越落后，那么这个时期它出现的权威主义，它倒退的可能性的概率极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民族，它的文化、经济的发达程度越来越高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权威，它的退化的可能性，它的概率相对比较少。
王鲁湘：进化的可能性反而高。
萧功秦：就相当于现在苏联的普京一样。
王鲁湘：好，下面请同学们向萧先生提问。
学生：萧教授，您好！我是大一的一个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也是比较的感兴趣，我在听你刚才说的当中，我注意到你有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观点吧，也许是。就是你在讲中国的六次的历史选择当中第一次你是说，你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的十一年新政，把它归为一个历史选择。而且我注意在这个当中，你把慈禧的那种，就是慈禧的地位推得过高了，我认为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慈禧只是作为一个人物出现的，但是她在整个的第一次历史选择当中应该说是没有，我认为是没有你所讲的那么大的那种作用的。你能就慈禧在这整个，第一次历史选择这个时期当中所起的作用再论述一下，谢谢！
萧功秦：好，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首先我必须要指出，就是洋务运动实际上在慈禧支持下面进行下去的。大家知道“同光新政”，同治、光绪新政，“同治复兴”或者我们叫做同治时期的一个重新恢复他那个权威，在这个意义上面，慈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慈禧是洋务运动最积极的一个支持者。那么开明专制化的第三次选择当中，我们说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清末新政当中，慈禧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整个的清末新政是1901年开始的，而它开始的原因就是慈禧本人在逃离了北京以后，她受到了巨大的磨难，然后才深深感觉到一种，对自己以往错误的一种忏悔，然后她就主动地提出下罪己诏，并且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大改革，发布了命令，发布了多次的诏令，要求三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在三个月以内提出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案。整体上面来说，慈禧在清末开明专制化的第一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萧功秦：那么开明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戊戌变法”的兴起也是慈禧本人首肯以后才能进行的。 然而“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政策，触犯了慈禧本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她成为“戊戌变法”的反对者。因此在“戊戌变法”发起和它的失败过程当中，慈禧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我这里把慈禧不是作为一个脸谱，而是把她作为一个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质性起作用的政治人物提出来的。
学生：萧教授，您好！我听您的阐述的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