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六次政治选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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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萧教授，您好！我听您的阐述的那个论点就是对袁世凯似乎是特别地欣赏，觉得像他这种，类似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这种统治，反而可能会使中国进入这种现代化。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书上或者事实也证明，像宋教仁血案背后的主使也是袁世凯。难道说像他这种，类似于这种血腥事件的造成，会对中国这种民主制的发展进程，或者说对这种现代化进程，会有什么好处吗？谢谢！
萧功秦：我这里对袁世凯，实际上我也是做了两分法。首先我指出，袁世凯他作为一个军事强人，他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在中国国内所形成的政治稳定，客观上面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袁世凯统治时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提出这一点。同时我又指出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过程当中的权威政治，他非常有可能在不受到权利制约的条件下，走向一种权利个人化，并且导致了权威主义的失败。实际上面，我并不是单方面的认为袁世凯，他作为一个强人来说是完全肯定他的合理性，同时我也指出了现代化的新权威主义，它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事实上、客观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王鲁湘：萧教授，我想请您用一句话来总括一下，我们现代化一百年过程中六次政治选择的前三次政治选择，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前三次政治选择，或者您觉得这前三次政治选择最大的教训是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
萧功秦：太复杂的历史，用简单的话确实不太容易，勉强为之吧，“一波三折”。
王鲁湘：“一波三折”，好！
王鲁湘：感谢萧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的同一时间《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萧教授将继续给我们演讲百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中间的后三次选择。再见！
——完——
来源：凤凰网
百年中国〃六次政治选择〃 （下）
2004年05月18日 09：03
王鲁湘：上一次您的演讲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我们也接到一些观众的一些来信和一些在网上的讨论，其中观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前面的这三次政治选择，您说的是一波三折。那么有些观众就要问，既然是如此艰难、如此一波三折，而且你把它总地概括为，叫做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那么中华民族有必要用这样的代价，用一个民族的命运去进行这种试错吗？
萧功秦：实际上试错，是经验主义所提出的概念。哲学当中的经验主义，它认为人类的知识的进步，主要不是靠理性的设计，而是靠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不断的摸索中，在犯错误的过程当中，来寻找改正这种错误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逐渐寻找出一种相对而言成本较低，相对而言效果较好的制度方式。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哲学上面把它称为试错的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发展过程。
王鲁湘：那么在上次您说的三次政治选择中间，有一些观众注意到，对第二次，就是议会民主政治这一次选择中间，孙中山的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理想，好像说您谈得不太够，那么我想对于孙中山为代表的，第二次的这次政治选择，您认为怎么评价孙中山个人呢？
萧功秦：孙中山，我认为他在早期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所谓的政治浪漫主义，就是他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比专制主义更好的制度，因为它是更好的制度，所以他觉得中国人应该享受这种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充满了智慧，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应该享有民主。尤其我在上一次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孙中山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既然我们推翻了专制主义，建立新体制，要像造火车头一样，我们与其用旧的开明专制的火车头，还不如用新发明的，西方新发明的火车头，那就是议会民主政治。议会民主政治在西方要经过很多年的设计才能成功，而我们就能够把火车头拿来用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正表现了孙中山和当时的一代人，他们的一种基本观念和想法。所以我把议会民主制模式称之为孙中山模式，原因就是如此。
王鲁湘：好，今天萧教授要给我们继续他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是以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人为代表的六次政治选择中间的后三次政治选择，下面有请萧教授。
萧功秦：上一次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中国的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的结果呢，就导致了中国通过议会民主政治来作为推动现代化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政治很难进行整合，它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非常困难，于是形成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而这个党争和无序化，又导致了袁世凯作为军事强人强行地解散了国会，建立起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的那个第三次政治选择，那就是强人政治。那么强人政治由于它的权利个人化，而导致了权威危机，于是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在1916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渐进入了北洋军政时期，北洋军政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全面危机的一个开始，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孙中山开始摸索中国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就开始把国民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具有自上而下的高度的组织性的权威主义政党。到了1923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接受苏联的帮助，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变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具有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的一种新兴政党。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蒋介石，他开始以黄埔军校的校长的这种身份出现，他把他的五千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五千子弟兵，作为他的军事基础。于是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新一代的军事强人。那么在孙中山以后，蒋介石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开始进行了北伐。在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蒋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权威主义，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
这个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和袁世凯相比，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袁世凯他完全是靠私人的纽带关系，靠私人的效忠关系，来组成他的一个组织班子。因此这种班子的特点，具有非常浓厚的庇护网关系。而袁世凯以后的蒋介石呢，他是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式，来重建他的权利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做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的凝聚基础。又用一个领袖，对领袖效忠，来形成他个人的权威。用一个政党来做为他推动现代化与维持统治的组织工具，作为推动他的政治稳定的一种工具。这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方式，要比袁世凯仅仅根据私人关系纽带、私人的效忠关系而形成的那种权威主义来说，他的组织力量要强大得多，他的凝聚力也要更为强大。他有更高的制度化的能力，以及对政治的可控制能力也更为加强。
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模式要比袁世凯模式，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这短时期，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有人也把它称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当时有经济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在这七年里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13％以上。然而国民党的现代化模式，到了1949年时，就迅速地腐败，1949年终于崩溃，那么什么原因呢？这里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他的内部结构当中，仍然有很强的私人效忠的庇护网关系，长官与下属之间，具有宗派的家族制的这种结构。尤其是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他统一中国是通过与北方的军阀势力达到一种讨价还价的妥协，这个妥协的结果就是，北方的军阀势力承认国民党的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承认他们军阀势力在当地的一些既得利益。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就使得军阀文化的那些最坏的方面，比方说庇护制关系，小团体内部的朋党结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也逐渐地渗透到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体制里来。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这个权威主义的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力。在一般的情况下面，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构成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抗日战争这样严重的全面危机的当中，这一体制无法应付内部的那种腐败的增长。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种长期处于艰苦环境当中的国民党官僚，一变而为接收大员，于是就出现失控性的腐败。从而失去了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他的权威的合法性。因此这第四次政治选择，也由于它内在的弊端和它内在的问题，终于走出了历史。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五次政治选择。我们的第五次选择呢，就是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这里我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全能主义。全面的全，能力的能。所谓的全能主义指的就是说，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全面的渗透控制社会的基层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动员，来实现政党所规定的一个目标，现代化的目标。
可以说这种全能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应该说主要是靠着这样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的全能主义。这种革命的全能主义，它的确能够强有力的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能够克服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即强人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以及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它们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这就是毛泽东模式，他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控制能力、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模式，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才使我们的民族克服了二十世纪的全面危机。这种组织化程度对历史的进步贡献，在当时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面与时俱进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能够有效的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模式。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实际上面，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那么这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呢，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抑制了微观个体的竞争的活力，它使整个社会陷入无竞争状态，而这种无竞争状态的后果又是经济的停滞、计划的无序以及无效性，以及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膨胀。
因为计划经济所承担的那个社会调节的功能，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那么这个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公有制下面的官僚体制的问题，被毛泽东解读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毛泽东就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源，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当中的这种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毛泽东本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选择受到了挫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下面要谈的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第六次政治选择，那就是邓小平的新政模式。
那么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执政党的那种健康的，或者说是日常的、理性的一种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毛泽东的模式逐渐地就演变为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模式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呢？首先就是，它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予以否定。他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市场经济的引入，又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竞争活力的重新的培育，从而开始走上了，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从承包制到市场经济的培育，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社会开始出现了经济上和社会领域的多元化。
其次，为了在理论上面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创新。那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大讨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世俗理性，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用功效来作为判断事物标准的这种理性，作为引导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使得那种教条主义现象，逐渐地转变为世俗理性来引导社会进步。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产生。它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转变，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一方面，保护了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新意识形态又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全能主义的那种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的这么一种模式，转变为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时效化。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看到邓小平还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排除了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干扰，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治资源，排除了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中间派力量的强大。如果把那个左和右看作是两面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这一派，实际上稳健派是中间派。中国改革中的稳健的中间派的强大，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正好相反。戈尔巴乔夫改革，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中间派和激进派形成联盟，来对抗党内的保守派。结果使得中间派被边缘化了，从而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苏东的事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邓小平模式，他逐渐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转型、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政治上摆脱两极化的冲突，从而终于实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我们大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一种新政模式，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那种政治资源，被邓小平继承下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执政党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那个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政模式。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比袁世凯模式和国民党模式有更强大的政治资源，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稳定政治秩序的能力。它和毛泽东模式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它又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