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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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七县财政税收的处理，以不加捐增税为原则。使当地人民除额定赋税外，别无其他负担。我所辖六县（贵县旋移交陆云高治理，故不计在内）的税收，每年约有正额钱粮十七、八万元，其他各项杂税，如统税、盐税、屠宰税、烟酒税等，合计也在二十五万元上下。后因收支不能平衡，乃另征所谓“防务经费”，即赌捐。两粤人士嗜赌成风，官方寓禁于征，抽取巨额“防务经费”已相沿成习。陈炯明返粤时曾禁赌，然未几即解禁。玉林赌禁原为胡汉卿所取消，遂未复禁。其他各县后来也恢复旧制。六县每年可抽赌捐约二十余万元。以故我防区之内，每年税收总额约在七、八十万元左右。军政机关樽节开支，尚可维持。
这七县经过了一番整顿，贪污绝少，土匪敛迹，现出一片升平气象。以之与广西其他各地土匪如毛，贪官污吏及不法军队鱼肉人民的情形相对照，这七县算是一块乐土。广西各县乃至广东边区避乱人士都纷纷迁来寄住。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四章：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一）
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咀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民国主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坤任广西督军之时。绍坛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民国六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坛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附。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民国八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乌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附，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民国九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圩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民国十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坛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坛、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以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坛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坛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玉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玉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夭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玉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坛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坛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坎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
第一统领：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林竹肪
第二统领：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何武
第一统领：伍廷扬
第一营营长：伍廷扬（兼）
第二营营长：尹承纲
第二统领：陆超
第一营营长：陆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夏威
第二营营长：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二）
民国十一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民国十年粤军援桂时，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蜂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玉林作说客。沈荣光曾肄业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作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乃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佳林，我在玉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民国十一年十二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一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据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二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据，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煊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玉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民国十一年九月乘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惶为广西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意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玉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扬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民国十一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凯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竞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玉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民国五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三）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竑，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意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民国十二年二月间自容县来玉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玉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情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决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藉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四月十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十六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四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援。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六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圩和新地圩。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天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圩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玉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发。这是我和白祟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札，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惟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