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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李宗仁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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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而薄好勇斗狠。再就我乡的情形来说,人民想从武事求上进也很不易。因为专制时代,武人出身只有两途可循:其一系科甲出身,从武童生考武秀才,然后逐步上进,以至于武举人、武进士,甚至于武状元。但是这种考试实非一般乡民的财力所能胜任。武考不比文考,应武考要练刀、弓、石,习骑射,制装备,吃补品,这种种均非清贫农家所能负担。不若“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苦读较为易办。
  武人的另一种出身便是行伍。但行伍却要离乡别井,冒险犯难。而我乡农民多半能温饱自给,故亦不愿出此。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因此,我乡一向就没有当兵吃粮的风气。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而我本人的厕身戎旅,却系军校出身,和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不同,故也另当别论。
  (三)
  我们在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二百丁口。相传我们祖先原是陇西人。历经数代,迁徙数千里才定居在广西的。最早的传说是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陡河以通湘、漓时,随史禄而来的,据说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秦辟广西为桂林郡,我们的远祖便在这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另一传说则谓我们的远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即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的。至于其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即是历经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亦未可知。总之,我们李姓聚居在桂林的两江墟头村,其最初迁来的年份虽谱牒无考,然至少也有将近千年甚或千年以上的历史了。经千余年的繁衍,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历代兵灾匪祸的浩劫,以及若干族人迁往外乡谋生,所以人丁迄今仍只有二百余人。
  至于我家这一房,则自高曾以上,历代均是单传。至先祖如玺公才生二子——先父春荣公(字培英)和先叔春华公——其后丁口始盛。我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历代都是半耕半读。先祖以上,我家尚称小康,加以几代单传,故生活颇为优裕。到了咸丰初年,洪杨围攻桂林很久,故乡迭遭兵燹,于是盗贼蜂起,我家故宅致被焚毁,曾祖又曾被绑票勒赎,因此家道中落,房屋也无力重建。后来故宅的废墟被辟为菜圃,而四周的墙基犹存,忆我幼时,在菜圃内玩耍,曾在这些墙基上爬上爬下,于今记忆犹新。
  我家既是且耕且读,所以历代先人都具有农村社会中诚实慈祥的美德。加以几代单传,时虞绝嗣,所以先人更加乐善好施,希望广积阴功,为子孙祈福,因而颇为乡里所称道。所以我们历代都可说是积善之家。
  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湘,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的儒医。
  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清朝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日俄之战接踵而来。越南原为我藩属,与广西唇齿相依,当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占越南时,广西全省震动。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他老人家晚年吸食鸦片,这或许是因为他无从发泄他的愤懑,故借此以吐胸中积愤。烟毒在中国为害已久,同治、光绪年间,为祸尤烈。因当时清廷连年用兵,军饷无着,竟公然将鸦片弛禁,以烟税充军饷。云贵一带本是盛产鸦片区域,故烟毒在广西流传更深。
  吸鸦片的人多半喜清谈,好宾客。烟枪在手,亲朋满座,谈风便愈健。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些都是实人实事,说来感人极深。我小时乃至我的一生,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极大,至今不忘。
  第一编:少年时期
  第二章: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
  (一)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长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产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产时共有田地六十多亩。祖父母保留十余亩为养老之资,我父与春华叔各得二十余亩。我们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费便全靠这二十余亩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赖我母克勤克俭,抚养我兄妹八人至于成立,劬劳之情,有笔难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强、任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师李小甫先生,与我们同姓不同宗,也是当时的奇士。他是我乡的一位名举人,然自中举后,即无意科场,隐居故乡,终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荐他做知县,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问其故,他说他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清廷作鹰犬,更不愿与捐班出身的贪婪官吏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强。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风亮节闻名乡里。先父慕其名而义其行,遂拜小甫先生为师,就读门下。其一生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范;淡泊名利,无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响。
  小甫先生不但无心功名,其思想也极为新颖。在家乡竭力破除迷信,主张兴学堂,办实业,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因深知科举制度当废,乃亲自将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进教会学堂。其后行三的德晋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和中国最早的着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后同学。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师的儿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后,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对中国盲婚的习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写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岁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下的未婚妻解约。女家父母却认为无故退婚,有辱门楣,乃严词拒绝。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乡民不知真相,传说纷纭。有的甚至说李君在美国已被彼邦巫医,为取睾丸配制药丸,将其阉割,致失去性机能,不得已而要求退亲云云。辗转相传,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见当时新旧习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众排外情绪的炽烈了。李举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极勤勉好学,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后丁忧六年,因守制下场,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
  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已,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那种主张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原极迷信,更加以统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于就范。于是人民不但认为富贵荣华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于魑魅从中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都习以为常。若逢祈雨驱鬼等大事,且由专业此道的道士主持。这种道士,有事相召时即来设坛作求神、驱鬼等各种法事,无事时彼等也另有职业。为首的虽或以道士为专业,但其门徒却都系普通农民。
  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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