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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李宗仁回忆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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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像。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修”)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修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父亲私塾内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读的。农忙时节私塾便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帮父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村上几个成年人上远处的山中打柴,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当夕阳西下准备回家时,看他们都装满一大担,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非常好胜,觉得一担柴百把斤重,他们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么?所以我也装上一大担,和成年人几乎一样多。最初挑来似乎不甚重,谁知“长路无轻担”,愈挑愈重,渐渐我就落伍了。最后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实在挑不动了。而这时和众人相去已远,且时近黄昏,四顾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强挑着柴担蹒跚前走。幸而母亲预料我挑不动,远道来接,才结束了我这场悲壮的场面。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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