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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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都，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民国十五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煊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乘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列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仑顾间暨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中央方面某一部分人士所以有此先赣后鄂的建议，实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讨伐沈鸿英时，李济深、黄绍竑等主张以梧州为中心，而忽略上游的重要性一样的心理。同时，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此议原未可厚非，唯纯就军事观点来说，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再者，我军精锐的第四、七、八各军，都已在汩罗河前线，滞留湘赣东线的，为作战能力较差的第一、二、三、六各军，用来监视江西或可胜任，以之进攻则断难制胜。因此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俄顾问加仑都同意我和唐生智的原来提案，也就是先攻武汉，对赣采监视态度。我们第二期的进攻部署遂按此原则进行，长沙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开会时，加仑将军因见我主张攻鄂最力，且主用速战速决战术，会后闲谈，他便问我说：“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我约略对路程远近估计了一下，便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
“噢！”加仑感到无限惊讶地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十四天呢？”
我说：“我以我军以往作战的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前进五十里，汩罗河距武昌约七百华里，所以我估计要十四天。”
加仑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十四天到不了武汉！”
我说：“那末你看要多少天呢？”
加仑说：“我看要四十夭。”
我说：“绝对不要这样长的时间！”
加仑将军见我十分自信，因而说：“咱们打赌！”于是我们真的打起赌来，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因为那时的风气以喝白兰地为阔绰。我们赌定，如果在我军正式发动攻击后，二十天内打到武汉便是我赢，否则便是我输。
谁知我们后来竟以十二天的功夫打到武汉。在武昌城下，我又碰见了加仑。我笑着对他说：“加仑将军，我们只用了十二天便打到此地，你快拿酒来！”加仑也笑着指指武昌城墙说；“还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打下啊！”说得大家大笑。我们这个小小的有趣的打赌，算是变成“和局”。如今事隔三十余年，仍恍如昨日，而加仑被斯大林杀害了，现在应该是墓木已拱。我今日回忆起他的声音笑貌，对那位杰出的军事家仍有无限的悼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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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议结束后，各军遂待命出发。十四日，蒋总司令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较场举行的。我第七军参加检阅的部队共有两旅四团，约七千余人，第八军参加的却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第八军此时的编制和七军相仿，系按我国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八月十四日是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参加检阅的两万余人，均属战胜之师，人强马壮，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旌旗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
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人数报告毕，随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总可令自右向左，按辔徐行，各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十余匹，紧随其后。我位居第二，唐生智则紧随我后。按序列，首先便检阅第七军。我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经脸最然丰富，而操场上的连营制式教练却极为陌生，阅兵式更少举行。加以广西士兵多自龙州、百色左右江一带招募而来，该他人民身材特别瘦小。土制军服，久厉风霜，颜色也已账褪，不堪入目。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我们都无暇多加注惫，且末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不够壮观和整齐。第八军却不然。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极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经验虽少，操场上却训练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说来，也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殊为整齐美观。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奉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悦刘耳。蒋总司令的坐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较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夭，顿时翻鞍堕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哗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为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
大家回到检阅台下，再检阅分列式。我七军因素少是项训练，分列式经过阅兵合下，步法“踢他踢达”，颇不雅观。第八军当然操得十分整齐美观。分列式完毕，总司令对官兵演说，训勉有加，才马虎给束了这一场大典。
蒋总司令阅兵堕马的情形，确实很狼狈。但是我所感到的不过是军人不应该不会骑马罢了，谁知周生智竟想入非非。唐氏虽为一现代军人，却迷信很深，军中时有星相、巫师一类的人出入，唐氏本人也常常持斋礼佛，相信阴阳谶纬之学。
据说，唐氏幕中豢养了一位顾姓巫师，能知过去未来，十分灵验，遍收男女信徒。唐氏及其高级将领皆拜顾为师，军中因尊称之为“顾老师”，市民和官兵背地里却呼他为“顾和尚”。此人其时不过四十来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但据唐氏部将李品仙等告诉我，说他有时确很灵验。唐氏家中阃闼之私，顾老师巨细皆短。这或许可说顾某是一能干的侦探，然唐生智等则以其为活佛。我在长沙时，曾要求唐生智介绍其“顾老师”和我一见；唐氏知我不信，笑而不答。蒋总司令阅兵堕马，自然是替“顾老师”制造机会了。据说他便向唐生智说，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为第八军所克服。唐君应好自为之，将来蒋氏失败，继起的或是唐孟潇吧！我以后曾也时常听到第八军中人窃窃私语，说“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云云，象煞有介事。据说，蒋氏本人也很迷信，他对堕马一事讳莫如深，认为这是凶兆。我国古代常有大将出师，被大风吹折大旗，而认为是不祥之兆一类的事。不意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有类似情事发生，这也是北伐途中的一件有趣小插曲。唐氏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其心理可能是深受这堕马事件的影响。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毋需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策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的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蒋先生给我兰谱后某日，他又向我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过去。又过些时，他又问我“帖子写好了没有”？逼得我好难为情。推托不了，我就说我不知道如何写法才好。蒋说，就照他给我的那种方式写罢。我就依样画葫芦，将蒋先生给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先生。他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着，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样。
蒋先生给我的兰谱，后来在民国十八年他向武汉进兵，我身陷沪上，因军中无主，致全牟瓦解，连我的行李也一道遗失了。兰谱中所谓亲如兄弟，同生共死的话，转瞬间，竟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了、毋怪有深见的人曾说，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婀！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四章：泊罗河、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
（一）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凌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暖妹，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然左右两翼的实际任务不过是掩护和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氏指挥其第八军为左纵队，并自兼左纵认指挥官，我则指挥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从指挥官。
这时我们的中央军和敌相持于汩罗河南北两岸。为强渡汩罗河，直捣武汉，我们第四、七、八三军乃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我们战略上的进攻路线预定如后：
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然后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右翼警戒赣北，左翼与第七军联络。
第七军于浯口南岸附近抢渡汩罗河，攻击平江以西的敌军，然后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前进。右与第四军，左与第八军取得联络。
第八军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取道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攻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人聚而歼之。右与第七军联络，左方警戒长江及湘江江面。
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自长沙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则集中浏阳，随第四军后向北推进。
我们预定的总攻击日期是八月十八日。在总攻击前，各军奉命向指定地区集中。为集中兵力计，第七军并将汩罗河南岸分水岭以东防地让出，由第四军接替。
正当我们作攻势部署时，敌人也在迅速地作其守势的部署以待援军。这一期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吴是直系军阀的首脑，他的部队是当时北方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