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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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暴动。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共党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七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七月二十四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京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遄遗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七月二十五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八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自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堕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八月六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五章：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一）
蒋总司令于八月六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祟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抬。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官”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其打销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忌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他。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冼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十五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象，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堕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敞展。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溪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的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辏Ь耸路前资系Ｈ尾豢桑车悠绞挡挠胁淮：缶费雨＇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惟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以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京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张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昨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教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辏В碌髟惹鬃韵蛭铱谑龅摹Ｊ胫资险郊ㄈ兆牛隙运囊杉梢踩赵觯踔猎诤椭钤咸富爸校笔甭冻龆园资喜宦呐溃蛋资稀安皇胤段А薄Ｕ湃私茉擞虢缏郏翟诮现苯又富酉碌母鹘伲酃β鄄牛壮珈舻谝坏取Ｖ荡司率逼冢蟛湃艨剩Χ园资贤耆湃危蛊涑浞址⒄顾ぃ豢墒贝嬉种扑男睦怼＞菟担苁且⊥分迕妓担骸鞍壮珈切校呛臀易苁呛喜焕矗也恢牢裁床幌不端闭馐钦湃私艿泵娑晕液屠罴蒙钏档摹Ｎ也幻馕叛跃弧�
为着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惟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民国十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格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作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比较说得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的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准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的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二）
蒋总司令于八月十二日下野后，京沪一带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孙传芳知我军有内变，乃拚全力反攻，自苏北循津浦路及运河两路齐头并进，自江北炮轰江南。长江上游的武汉“东征军”也正向下游移动。我军两面受敌，形势颇为不利。八月十九日军委会开会时（蒋下野后我们复用军委会名义），何应钦、白崇禧和我决定以军委会名义，将军队重行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我们的防御部署，系以第一路军，辖第一、第十八（原第六军杨杰师改编）、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军，担任南京城东郊乌龙山以东至淞沪一带的防务。第二路军，辖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编第十、暂编第十一等军，担任东西梁山以西长江上游的防务。前敌总指挥陈调元则驻于芜湖。
我第三路，辖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军改编）、第四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