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曾一致攻讦其为新独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权制，或借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搏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四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十六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视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十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十一月十六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以故，当我西征军事结束时，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战事也暂告一段落。直至十七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十七年四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两军于五月二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扰，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和缓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样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得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五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样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民国十四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乘势追击，于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六月一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输诚。张作霖不敢恋栈，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陞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仍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六月八日我军遂进占北京。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宗昌部队纪律废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麋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撅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一章：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六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而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花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绪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民国十七年六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京抵汉。我既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少不得带了文武官员暨各民众团体到江畔欢迎。旗帜招展，锣鼓喧天，为蒋总司令复职以来难得的盛会。当晚设宴为诸公洗尘。谁知在此宴会上，竟发生一项不愉快的小事件，后来蒋先生的歧视第四集团军，可能便种因于此。
　　原来在宴会举行时，我第四集团军中的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长俱未出席奉陪。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我发觉之后，立即派人去催，他们竟都托故不来。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气量褊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自然不悦，可能更疑窦丛生。
　　其实，夏、胡、陶的缺席并无恶意。只是他们三人都是习于战场的生活，粗迈豪爽，不拘小节。性喜高谈阔论，大碗斟酒，大块吃肉，对于蒋总司令特意装模作样，严肃静穆的官场应酬，感觉乏味和不惯。我间或有款待上宾的正式宴会，他们三人也往往不参加，并说：”有总司令在招待难道还不够光辉，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也不以为意，因一般宴会他们本可不必参加。
　　但是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的主客是复职不久的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在这场合，他们三人一致不参加，就容易引起误会了。事后，我深悔没有事先关照他们三位粗枝大叶的莽汉，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更坏的是，宴会的翌日，蒋总司令循例检阅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我首先致简单欢迎词，然后恭请蒋总司令训话。训词当然冠冕堂皇。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服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蒋氏辞毕，不料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出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词。略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代价，才有意义等语。这番话显然与蒋总司令的训词针锋相对，使我骤然陷于诚惶诚恐的境地。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太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后来决定消灭第四集团军的原因之一。
　　这两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识大体，认真地训斥了他们一番，然究有何补？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取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言念及此，益觉秉政当国，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六月三十日我们一行在蒋总司令率领之下，自汉口专车北上。原拟迳赴新乡访问冯玉样，但冯氏来电约在郑州晤面。翌日早晨，我们车抵郑州时，冯氏已自新乡赶到，在车站迎接，握手相谈甚欢。
　　此时是七月上旬，中原天气已渐燠热。冯氏设午宴款待我们。我见冯身躯结实，满面红光，无丝毫病容。然他在宴会席上，仍频频咳嗽。望其人，听其声，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济深。散席后，我问李：”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微笑道：”他在扮戏！“
　　与冯小聚后，我们仍搭原来专车北上，冯则另乘一车随后。翌日，当车抵北平郊外的长辛店站，阎锡山、白崇禧等都亲自来迎。这是我和阎锡山第一次晤面。阎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的一口极重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四十许人，已显苍老，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渠为山西晋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阎的同学程潜告我，渠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在朋辈之间，并不见得有任何过人之处。谁知其回国之后，瞬即头角峥嵘，驰名全国，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民国初年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等职，励精图治，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渠即向国民政府输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锡山为人，喜愠不形于色，与冯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对比。
　　我们一行抵平后，于七月六日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先生主祭，我和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枢表示哀悼，但并未堕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恸哭，擦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我们到北平去，原以开北伐善后会议为标榜。当时参与会议的，计有：蒋总司令、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戴传资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实上，并没有议事细则，更无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座谈会而己。说话最多的是吴敬恒，其次是戴传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开了四天的会，毫无结果可言。吴敬恒屡于席上诙谐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不过我由各种迹象推测，蒋总司令利用这场合来造成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