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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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战后，曾以战犯身份被捕入狱，嗣因渠一向反对“南进”，且在菲期间，对美国战俘多所庇护，故获无罪释放，此是后话。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民国二十三、四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日本侵华与抗日运动发展至一九三六年，已至相当严重阶段。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暨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要求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匪军事停止，全国抗日运动乃急转直下。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向华北压迫，有增无已，抗战遂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威胁。二十五年秋，“六一抗日运动”事件结束后，我乃于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陈述，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一省省会的迁移，往往引起人民不绝的争执，且兹事体大，最难作出决定。但此次经我解释后，大家一致通过，殊出人意料之外。广西省会迁治后，果然不到半年，抗战便爆发了。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章：“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发动，消息一出，全国民气沸腾，一致主张全面抗战，不再让步。此时蒋委员长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着名教授和社会名流聚论国是。与会人士也多数认为只有发动抗战，才可挽救国家的灭亡，于是中、日全面大战遂成定局。
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电报发后，白崇禧便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我本人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广西平时仅有常备军十四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幸而我们平时寓兵于农的政策十分成功，广西于1933年起实行征兵，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我们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我们拟立刻编成四十个团，开赴前线。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战斗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各军指定集中地点为桂林、衡阳、岳州、武昌，以便听候中央统帅部调遣。各军成立时，重武器虽不多，然轻重机枪和步枪均系自己新制或购自欧洲。士兵一律戴捷克制钢盔，士气旺，纪律佳，军容亦盛。
各军编成后，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即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我在离桂前，特地电白崇禧，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并请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实当时各厂原有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均已驾轻就熟，中央接收时，仅须将管理系统改由中央直辖便可，本无须作人事上的更动。孰知中央竟将内部行政人员一律撤换，殊属不近情理。我们为促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起见，力诫部属不得吐露微词。
十月十日晨，我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专机起飞时，我察看手表，正指着十时十分，可谓巧合。
二、
自桂林动身之前，我原定直飞南京，不意在长沙遇到大雨，飞机着陆后无法起飞。天气短期内也无转晴迹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车到武昌。本拟即时换乘客轮下驶，但是一时无定期班轮开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黄绍竑、建设厅厅长伍廷飏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问伍厅长有无办法。最后，伍厅长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旧小火轮。当天中午，我便率随员数人，搭该轮下驶。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风大作，长江之上，白浪滔天，这艘轮船既旧又小，风摧浪卷，危险不堪。尤其因西北风从船尾吹来，时常将船头压向浪中。船尾螺旋桨脱离水面，舵手便无法操纵，只得随风逐浪漂流，船员和同行官兵都面呈忧惧之色。然此时轮船已不易靠岸，只有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翌日船过芜湖，风浪稍减，人心始定。据船上领江的告诉我说，他在长江上下游操舟数十年，尚未遭遇过这种危险。
船抵南京下关，已是十月十二日晚间，我便暂时在中山陵园一座洋房内和白崇禧同住。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三、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初期作战（自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七日）司令官为冯玉祥，嗣后由委员长自兼。全军分三路，战斗序列，略如下：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另直辖部队九个师
以上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能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沪战进行中，除前敌指挥官外，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经常亲冒炮火，在前线督战。委员长以及我们高级将领也不时亲赴前线鼓励士气。某夜，委员长和我们若干高级将领专车抵苏州，适敌机数十架前来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我们均在车站月台附近暂避，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城内，未炸车站，故我们一行未有死伤。
此时前线我军虽抱必死的决心，然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的摧残。十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自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幸廖磊及时赶到，协力扼守大场，阵地赖以暂时稳定，但敌人倾全力来扑，我军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团军原有旅长六人，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十一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四、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