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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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他又问我，你看长官部有没有别处可迁。我说，离此地五里路有一小镇杨林铺，是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可以作长官部，不过交通系统重行建立起来就麻烦了。刘立刻说：“你能否派人马上带我去看看。”我便亲自陪他到杨林铺。该地原有一小学，地方尚宽敞，空袭时的目标也不大。刘氏虽觉此地比市区好些，然仍嫌目标太大。且此地亦在襄河东岸，面对敌人，显然是背水为阵，有欠安全。我说，那你就自己斟酌吧。再不然，你可迁往襄河西岸，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店，便再安全没有了。我离开老河口之后，刘峙立刻便把长官部移到杨林铺。不久，果然又移到草店去了。
刘峙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真令人惊异。其人也，生得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
在老河口时，我将五战区的情形对刘峙详细解释，交代清楚后，便率原长官部全班人马，首途赴汉中。不久，刘峙的特务营及其长官部官佐夫役也已到齐，我所留下的少数炊事兵、传达兵和卫兵也就离开老河口，来汉中归队了。据这些最后离开的卫兵、杂役人等说，这位新长官胆子实在小得不得了。有的竟笑着说：“刘司令长官夜里起来解小便，还要两三个卫兵陪着呢！”
据说自我离开之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派头便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一向是极其简单朴素的，随从人员亦极度平民化，官兵与驻地商人、农民相处极为融洽。外来人每不知我的住处便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刘峙则不同。他本人极讲究场面，侍从人员烜赫，衙门气息极重。长官部四周的农民莫不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哼！”
由这些方面观察，我才知道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弛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这种部队，如何能打仗呢？
据说当刘峙接掌五战区时，敌方广播便奚落他说：“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果然，我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刘峙指挥无方，无力反攻，该战略据点遂为敌人所占领，直至抗战胜利才重归我有。
（二）
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所以其地古迹特多。
自老河口沿汉水西上入陕，沿途民俗淳朴，多存古风。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我也只有停车下来答谢，并双手接过茶盅，一饮而尽，然后再登车前进。这是专制时代绅商欢迎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礼节，不图尚见之于今日，风气的闭塞，由此可见。
在汉中时，我名义上虽然负责指挥三个战区，但事实上则日常待决的事务极少，与老河口的忙碌生活，恰成一对比。日长无事，简直有髀肉复生之感。可是正因如此，我才有工夫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上旬，委员长因为主持第九军分校毕业典礼，亲自飞来汉中，我遂乘此时机和蒋先生详谈今后战局发展的问题，以及我们应有的应付方案。可惜蒋先生竟以余言为河汉，未加采纳。此建议当于第七篇中再详叙。
我到汉中就行营主任后不久，又因开会而至重庆。此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我国报纸讨论亦至为热烈。当时自称为中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杨杰氏，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一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认为，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朋友们即持此理来问我。
我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我说，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此脑筋。
我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我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
我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至此，两君忽然向我质疑说，照你说的这样做，万一苏联为德国所败，或者斯大林等候开辟第二战场不耐烦了，转而与希特勒单独讲和，则大局不是不堪设想吗？
我说，这两点倒是不必顾虑，你们未免忽视了苏联潜在的强大力量。它具备了地广、民众、物产丰富的优厚条件，要想彻底击溃苏联，谈何容易！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中国无一事不较日本落后，尚且抵抗六年之久，使日军陷于泥淖之中。日本何尝不屡屡试探谈和，中国皆不屑一顾，何况苏联？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魏亚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远。英国目前亟须解除痛苦，不管战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倘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恐怕苏联会愤而与德国妥协，那便糟了。我说，国际政治原像下棋和赌博一般，看谁气魄大，手段高。据我判断，德、苏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历史上亦从无此事例，西方当局尽可放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不稍退让。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孰知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魏亚特到中南海居仁堂来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魏亚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但是这位约翰牛却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三）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军节节败退，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同年七月，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赫氏使华，除负有外交上的使命外，还负有调解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恶化，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企图促成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适因公在重庆，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说话必然比较公道。我乃反问他，站在外交官的立场，他作何看法。
赫尔利说，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问过斯大林元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说：“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我说：“这些话，你认为如何？”赫尔利说，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说：“斯大林对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应过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斯大林是政治家，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职不久，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因与委员长不合，奉召返国，由魏氏继任。
前已言之，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珍珠港事变后，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不过史氏是一阳分人，可为赫赫的战将，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这种人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因为蒋先生事事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做他的参谋长，必须要事事请示而后行，断不可自作主张。史君是美国人，当了参谋长，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和蒋先生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
魏德迈抵重庆时，我们亦曾详谈今后世界局势。无奈当时美国将领都有个相同的看法，即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免战争旷日持久。至于战后的问题，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困难将甚于战时百倍。如不未雨绸缪，届时必将捉襟见肘。论力量，论声望，美国实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美国当局一着之差，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思维及此，我认为有尽我所见，向友邦当局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在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我曾两度修致备忘录给赫、魏两君，希望他们能转致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旦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孰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便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约莫一年之后，德、日相继投降，苏联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东北，一切均如我所逆料。而美国当局的措施，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不胜扼腕之至。我自思前两项备忘录，所言是何等详尽，而盟国当局竟丝毫不加考虑，令人不无懊丧。事后，我私自臆测，虽赫尔利大使曾当面恭维我，不只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但华府当局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妄言世界大势，根本不值一顾。
战后，我国内战危机日深，魏德迈奉调回国，顺道到北平来看我。当他辞别时，我亲自从居仁堂送他出大门，边走边谈。魏氏忽然提到我的两项备忘录，说：“李将军，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皆不幸言中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但是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硬把东北造成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九章：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