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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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章：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然今日推原究本，固知中共之所以能席卷大陆，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其中因素，一言难尽。不过就最重要的近因来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接收中所铸成的大错，实是促成中共胜利的主因。今且就军事来说。
犹忆三十三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苏联，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拔，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应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
我稍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竑还可以。”
我之所以推荐黄季宽，实出于数种考虑。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夹袋中人物之可以外调的，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炼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疑忌。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为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竑则不然。他在民国十九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所倚重。同时，季宽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愤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一句未予采纳，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此造成。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全副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头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趁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一章：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一）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该机构于三十五年九月一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旧。
按中央所颁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权力不可谓不大。按理应可大有作为，替国家人民服务，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后却忧心忡忡。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筹备稍有眉目，九月初遂遣梁参谋处长率职员十余人自汉中飞平，九月二十日萧秘书长一山，王参谋长鸿韶也飞往布置北平行营成立事宜。时接收平、津的负责人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省主席孙连仲。前已说过，孙的基本部队早为中央割裂，他现奉命指挥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循平汉路北上，连仲本人则在新乡督师。不过他由参谋长吕文贞率领的前进指挥所则早已入驻北平。中央各部会以及戴笠的特务系统也已在北平成立机构，分头接收。
十月二十六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
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故宫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于万一。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