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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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音乐会上，一个有音乐素养的听众要比另一个音乐素养较差的人获得更高的组织一样（也就是AK≠AL）。　
　　　　表达出来的情绪越是一般，个体间的表述便越是彼此相似，这些表述也就越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卡茨概述了他在鸟类有声表达方面所作的研究，他说，鸟类种系之间的差别越大，这些有声表达就越是难以理解，不过有些声音，例如表示恐惧的声音，似乎在各个种群之间都是相似的，而且容易为它们所理解。某些红嘴鸥的警戒叫声甚至能被哺乳动物所听懂，因为后者和这些鸟生活在同一地区。　
　　　　我们不要忘记，每种行为都发生在一个场内，因此，AB还要依赖它得以发生的那个场。这个场当然是B的场，而且意味着，B对A的理解还要依赖B看到A正在活动的那个场。当B注意到他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的另外一个人在场时，A的行为可能完全改变它对B的方向，因为A的行为现在看来处于与这另外一个人的动力关系之中。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行为是指向一个物体的，不论这个物体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这个物体未能包括在观察者的行为场内，那么，他将对他遇到的活动和姿势获得一种错误的印象。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情况是，一个人的活动指向观察者本人。　
　　　　在我们对本次讨论下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回顾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列举过的三个例子中我们忽略了第三个例子，就是那种吝啬的表情。我不准备深入探究这个例子的理论，我将仅仅提一下，这张股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是一个运动截面，一个取自电影系列的格子，并带有该电影的一个部分和结果的标记。这个事实已经在“多利安·格雷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被象征地表示了。　
　　　　除相似性以外由其他因素产生的团体形成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行为的团体形成的问题上来了。相似性因素很好地介绍了一般原理，证明了将自我推向其他人类的场内力量。即使每个个体本身是“完整的”，这个因素也会起作用；换言之，即使在自我的场内，由于没有相似的东西存在，致使自我摆脱了应力，相似性仍将导致团体的形成；应力朝向产生自相似性的团体形成，如果我们运用旧的术语来表述的话，这种应力便是纯粹的环境－自我应力，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介于应力之间的特定物体是自我和他的伙伴。　
　　　　自我的不完整性　
　　　　一切团体中最自然的团体——家庭，却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失助的婴孩是不“完整的”，他的需要的满足有赖于他人的活动，而在一个人一生的关系中首次最亲密的关系是与满足他的需要的那个人的关系。相反，必须施舍，必须帮助失助者，则是另一种产生团体联结的强大力量，对于这种团体联结，还须加上双亲的关系：我的肉体的肉体。如果没有孩子，父母也不再是“完整的”了。　
　　　　但是，处在隔离状态中的人是否可以称得上“完整”呢？或者，如果他在与他的同伴毫无接触的情况下达到了成年，这样他是否“完整”？我们深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完整。一方面，他需要一个伙伴，另一方面，其他伙伴也需要他。　
　　　　　　麦独孤的理论　
　　　　　　调查表明，自我本身必定包含应力，这些应力只有通过把自我包含在各种（行为）团体中才能得以解除。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把团体形成的原因还原为一种本能的理论了。确实，当我们创览麦独孤（McDougall）最近发表的本能理论，或者，像他现在称呼的那样，把本能叫做“倾向”（propensities）时，我们便可发现我们刚刚列举的一切需要就是这些东西。使婴儿依附于父母或保姆的需要正好符合麦独孤的第九种和第十一种倾向，也就是屈从的和求助的倾向（submissive　and　appeal　propensities），使父母与他们的孩子连接在一起的需要符合麦独孤的第六种倾向，即保护的或父母的倾向（protective　orparental　propensity）；当然，他也列举了性倾向（“求爱和交配”——第九种倾向），以及群居倾向（第七种）等等（1933年，pp．97f．）。　
　　　　这种心身平行论（parallelism）反映了采纳本能理论的基本原因。如果不作这样的假设，即自我是需要特定种类予以解除的应力的所在地，那么，不论是人类的行为还是动物的行为都无法进行描述或解释。而且，不论人们是使用“自我－应力”（Ego…strees）这个更为一般的和中性的术语，还是使用“本能”（in－stinct）这个更为特殊的和引起争议的术语，那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实际问题是，这两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术语究竟意指什么，它们在该理论体系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批判了麦独孤的概念（第九章，见边码p．403），本章中提出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他在我们目前的问题上所使用的术语。麦独孤还在他的新近出版的书中把本能或倾向视作一种永久的先天倾向，这种永久的先天倾向可以被“激发起来”，然后“产生一种积极的倾向，一种奋斗，一种冲动或内驱力，它们都朝向某个目标（p．118）。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观察事实的方式与麦独孤观察事实的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我和他都承认的。我在这里提供另外一段引文。他谈到一个男孩，他有两种能力，但从未被使用过。“于是，有一天，他处在一群男孩中间，这些男孩在公正的观众的刺激之下正打算‘露一手’；他那超过别人、与众不同的……潜在倾向通过他对情境的知觉而被激发起来”（p．68）。上述引文在我看来似乎表明，一切倾向都是永久的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激励从潜伏阶段过渡到有效阶段，由于一些倾向在特征上显然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行为便被还原为个体能力了。现在，我们看到，团体成员的个体特征是团体的决定因素，但是，麦独孤的理论却远远超出了这种陈述。只要我们讨论心理团体，我们就必须留在个体的领域之内。麦独孤用意向（disposition）来解释心理团体的行为，这些意向根据它们自身的性质而产生一些过程；（行为的）环境除了“激起”这些意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对此，我们持相反的观点：整个场，特别是它的有关部分，在根据整个场的特性来决定行为的自我中建立起应力。如果我们声称，自我由于缺乏社会关系而“不完整”，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自我本身是一种组织的产物，则这种自我便是一种不完整的组织，一种处于应力之下的结构，除非整个场满足某些条件，也即包含具有明确动力特征的物体。因此，麦独孤的倾向对我们来说不是最终解释的概念，而是对社会心理学需要解释的某些主要行为类型的总的描述。倾向是系统阐述的问题，而不是对问题的解答。　
　　　　我们的理论和麦独孤的理论之间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术语方面，尽管这些术语都导源于这样的方式，即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探讨了行为及其基本原因之间的关系。但是，指出两者的差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进一步详尽阐述。鉴于某种夸张，有必要使理论的区分尽可能鲜明，人们可能说：对麦独孤而言，具有倾向的自我和激起这些倾向的环境都是独立的实体（entities）；在我们的理论中，它们一起发展，并且通过场组织的过程密切地相互作用。正如行为环境有赖于它周围的自我那样，自我也有赖于它的环境。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行为环境的某些部分，也即我们的伙伴们，都起着独特的作用，那是因为在它们和自我之间可以产生能把自我完全组织起来的某些力量。因此，社会行为不是自我内的“社会倾向”的结果，而是特殊种类的场组织的结果。　
　　　　在我们的理论中，正是由于社会行为导源于组织，因此，它对那种很少关注基本因素的理论的进展更有效果。这些基本因素充其量是根据虚假例子来分析的，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团体行为来分析的，正是这些实际的团体行为表明了场组织在起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纯粹的“社会原因”而成为许多团体的成员，这与群居的本能或倾向完全不同。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市镇，不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成为该市镇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行为社会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向我们问题中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心理团体的性质。在我们离开第一个论题之前，我们再提出一个结论。如果行为自我在隔离状态中是不完整的，那么，实际的或地理的有机体作为一个个体也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在行为环境中，伙伴的出现是地理环境中人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在行为社会场内，交流是通过一个社会场来中介的。不论从心理学上还是从生物学上讲，隔离的个体不可能是自然界的一个完整部分。　
心理团体的性质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第二个问题，我们便将完全摆脱迄今为止所观察的心理团体的制约。我们在讨论中将把我们自己并不属于的那些团体的特性也包括进去。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原则，即社会团体的特性是以心理团体为中介的。因此，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指标是可以允许的。　
统一和分离　
　　　　在调查团体的性质时，我们将运用我们关于其他组织产物的知识。我们遇到过的第一种产物是沿着分界线的统一和分离（unification　and　segregation）。这很容易应用于社会团体，不论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社会团体。团体或多或少是封闭的，具有或多或少确定的界线。结果，团体越是封闭，新成员进入该团体便越是困难。这种情况已由苛勒加以证实，他的实验发现，当一头黑猩猩作为新成员被引入业已建立的黑猩猩团体时，几乎被其他黑猩猩杀死。对于养禽场的类似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施吉尔德勒普一埃伯（Schjederup－Ebbe）］。此外，如果团体中有一名成员离去，团体便很快地重新封闭起来；离队的那个成员被团体想念的程度没有该成员想念团体那般强烈，这一事实也在苛勒的黑猩猩群体里被观察到。　
　　　　被一个团体所排斥，可能会深刻地影响被排斥成员的自我。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见边码p．650），在原始社会中，被团体所排斥甚至会导致个别成员的死亡。在我们的社会中，排斥也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舒尔特（Schulte）从团体动力学例子中提出了一种颇具独创性的偏执狂（paranoia）理论：这种情境要求特别紧密的团体内聚力，特殊的环境（不论在某个成员的人格之内还是在或多或少偶发的情境里）会阻止该成员屈服于这种应力。其结果可能是社会场的整个重组：“我们”原来指“团体内的我”，现在则转变成“我和他们”，“我与团体的对立”，由此，整个自我－场关系，以及自我的整个结构，都可能发生深刻变化。　
稳定性　
　　　　与团体的封闭性相联系的是它的稳定性或保守性（stabilityor　canservativeness）。看来，这种封闭程度和抗拒革新的程度是随着彼此的关系而变化的。乡村的团体要比都市的团体更加保守。一个团体越是原始，它就越封闭，保守性也越强。在与世隔绝的原始团体里，变革遭到强烈的抗拒。可是，通过与其他人群的接触，新的文化成分便可引入过来。由这类革新产生的变革，作为心理事件，已经由巴特莱特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主要结论是：“输入成分引起的变化，既沿着现存的文化方向进行，也沿着接收的团体的发展路线进行”（1932年，P．257）。　
清晰度　
　　　　封闭，作为一种属于整体而非部分的特性，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前提。我们还发现，团体中部分的活动可在整个团体中产生回响，它在种类或程度上有赖于活动的种类和动因的地位。也许，这种相互作用的最有趣的效应便是团体的清晰度（articu－lation）。比起完全同质的暂时团体来，差不多任何一个团体都具有清晰度。在一个有组织的单位内，所有的清晰度都依赖其各部分的相关特性，正如它与场的其余部分的分离依赖一种梯度（gradient）一样。　
　　　　领袖、追随者、同事　
　　　　如果在一个团体中，有一个成员比其余成员更加机智或能干，那么这个成员将会拥有独特的地位，甚至成为领袖。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成员处于另一极端，便将成为“替罪羊”——这使我再次提及苛勒的黑猩猩。上述说法似乎是老一套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种老一套说法恰恰导源于它固有的真理。譬如说，A是最有力的成员，从而成为领袖，这并不是指所有其他成员之所以像他干的那样去干是因为他干得最好，而是因为他们服从于他的领导，他之所以干得最好是因为他干了它。领袖的权威不仅仅在于对他在特定任务中所处优势的承认。如果A是领袖，则其他人便是追随者，每个其他成员与A的关系涉及到这些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个例子尽管较为复杂，但与冯·雷斯托夫（Von　Restorff）所调查的有关重复材料和孤立材料的例子属于同样的性质。正如孤立的材料通过孤立而获得特性一样，领袖也会通过成为一名领袖这一事实而获得一些特性。当我们讨论某些动物团体的清晰度时（见边码p．669），我们将提供一个有趣的例子。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效应是以一般的方式导源于我们的理论。成为一个团体的领袖意味着该领袖的心理团体在一个基本方面不同于追随者的心理团体，他的自我作为这一差异的结果也肯定不同。如果我们说，领袖俯视追随者，追随者敬仰领袖，而追随者彼此之间处于同一水平上，那么，我们便表述了巴特莱特（1922年）所谓的决定社会关系的三种基本倾向，也就是断言（assertion）、顺从和原始的同事关系（pp．36f．）。很清楚，任何一个个体可能按照他成为一名成员的那个团体和他在该团体中所处的地位而体验上述三种基本倾向中的任何一种倾向。　
　　　　心理相近　
　　　　道奇（Dodge）在一篇十分优秀的文章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心理相近”（mental　nearness）。我们不要把这一概念与巴特莱特的原始同事关系（primitive　radeship）混淆起来。“心理相近是介于一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社团格局（munityframe）”（p．235）。心理相近是我们所谓的“我们”（we－ness）的一个方面，它既适用于领袖－追随者关系，也适用于追随者－追随者关系。它具有使自我和他人进行联结的功能。当然，领导关系可能通过这种特定的关系对它产生影响。但是，领袖可能成为极其受热爱和被仰慕的主人，也可能成为令人惧怕的统治者。　
　　　　领导和“孤立”　
　　　　在我们的论点中，领导是从团体的异质（inhomogeneity）中产生的，或者说，是从团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孤立的成员。但是，我们的论点在许多方面需要构建得更加完整一些。首先，我们为孤立（isolation）选择一种特殊的特性或效率，毫无疑问，这是十分重要的特性或效率。可是，在我看来，社会心理学的真正问题是去找出这种“孤立”（从冯·雷斯托夫界定的意义上所讲的“孤立”）是否是领导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这种孤立是否一定涉及特定的特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