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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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大门，便有一个小乞儿走近我面前，很狡猾地对我指指躲在墙角大楼下的一个更小些的肮脏孩子说：“逮住他！是他偷了你的皮鞋。”
朋友们兴奋起来，准备去捉贼了，我忽然毫不犹豫地喝退了那孩子，就穿着底下有两把冰刀的冰鞋骑车回家了。
我悄悄回到屋里，换了鞋，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桩事情。
直到如今我仍不能忘记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孱弱、贫血、饥饿、胆怯的神色。当时我说不清我的感触是什么，总之我很不快活，我有很久的一阵没有再去溜冰。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书懒得读，只想着寻欢取乐。穿衣服，穿鞋子，除了取暖之外，还得讲究美观；吃饭，除了解饿还得讲究味道的人。
另外一种是根本没有衣服穿，没饭吃；读书休想，玩耍呢，更是梦里也不曾接触到的人。
假如偷了一双皮鞋便算是贼，那么偷了整个国家的呢？
是这样的世纪，是这样的国家啊！
1946年上海
往事忆旧录职务和权力
在抗战以前，北平的警察是有“全国模范警察”之称的，这是对的，我就可以作为证明。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发信，把车放在门外，转个身出来，车子不见了，我当然很懊恼，但有什么用呢？回家之后，别人劝我去报警察局，我认为没有道理，但是家里人却代我去报了。
随后消息杳然，可是在半个月之后，我从学校回家，正在门外揿电铃时，两个警察走来，其中一个推着我的车子，走到我家门口停住了，张望我家的门牌号数，我说：“这是我的车呀。”警察说：“是你的就给你吧。”就把车子交给我了。
他告诉我们破获了一个专门偷车子的贼窝，抄出了几十辆车子，现在根据贼的口供，一辆一辆分头送还，说完就“回见，回见”地走了。
昨晚上九点钟的样子，《红楼梦》已经上台，我同新美剧社的顾震兄还有演员乔奇先生在丽华戏院门口聊天，忽然我的肩头被人狠命一推，耳边起了一个霹雳：“走开！”
幸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少说也得吓出一场病来。回头看时，原来是一队荷枪的兵浩浩荡荡开入戏院。我当时笑了起来，但全队一齐回头向我怒视，我想，我假如再不表示恐
惧，我会挨打了；我找不出理由不怕兵，不怕枪。顾震兄把我拉到一旁。另外有好心人在一边说：“走远点好，自己识相！”
我没有住过沦陷区，没见过日本兵当年的威风，但现在我们自家的军队好像比侵略者还厉害。
兵是来自民间的，他们的职责也是保卫人民的，我不会忘记，北平警察曾留给我的好印象，我也不会忘记昨夜这些兵先生的“威仪”。黄制服和枪刺在中国有没有一天真正成为保卫人民的象征？而今天，不过是为了吓人而已。
因为把“职务”当做“权力”，所以在位者永远想着如何“统治”人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而不可能是合作的。有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总要发生“内战”，殊不知道理由只在这一点。
1946年7月
往事忆旧录东安市场怀旧记（1）
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30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
我生于1917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欢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
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
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
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20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讨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
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妹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殁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
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青年时代及远游归来重新定居北京的往事。
父亲一生精力饱满，很少见他休息。我只记得他在做官的时候上班下班十分认真，下班回家，不是读书便是写字、作画，而且高声吟诵诗词。收藏文物字画是他终身癖好，而现在回想，他还有一项癖好乃是搬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的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1949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1954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
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
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未犹豫地拿起笔来。
东安市场创建于1903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1930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的母校孔德学校，地处东华门大街，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因此每天学校下课之后东安市场便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人把东安市场比作“马连良”，意为“没黑过”。在那一段很长的局势动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印象中的东安市场却永远是熙来攘往。正如一代京剧明星唱老生的马连良一样，在舞台上占尽风流。然而北京人不知道，而我却亲眼目睹过，在1949年的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也赶上过最“黑”的时刻。记得那次大约是春天，我从香港过海回到九龙，走经弥敦道普庆戏院门口，一看墙上大海报当晚马连良演出的戏码就吃了一惊，他演的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不由得买票进场，并且进到后台；见到马先生说了两句问好的话，他忙着上场我就走出了化装间；只见他的“箱官”坐在大衣箱上叹气，对我说：“跟了马老板二十多年亦没见过他这个唱法……咳……”一边说一边摇头。待我走进场，看见剧场里冷冷清清不过坐了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就更觉伤情惨目，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主要在于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又赶上时局动荡，大陆行将易手以至也影响了香港。当时我也不知马先生何自而来到香港，看来这确是他一生最“黑”的时刻。当然，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横遭凌辱致死，更是惨绝人寰，成为千古遗恨。但是，东安市场却从来都是兴旺的。
很多往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却时时记起在东安市场的一所叫做明星的电影院，由父亲带着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名叫《孤儿救祖记》，甚至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它的某些画面和场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1923年。我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即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但是却从来无人提起，我亦一时找不到人来对证，亦再不记得在这里还看过别的电影。而吉祥戏院直到如今从来都是以演出京剧、昆曲，以及传统及现代题材戏曲节目为主的剧院。
东安市场最吸引我的地方亦不是吉祥戏院而是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叫做杂耍场的地方。杂耍场里品类繁多，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说相声的。那段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蔼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他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相反赵蔼如的模样倒记不真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而耍贫嘴并不见得就会讨人嫌，有时常会把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不无哲理，也时时给人灌输某些知识……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又去了东安市场，直奔赵蔼如的场地。这次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学，赵蔼如一见到就对姑娘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虽然不知道有啥不文明，女同学却臊了个大红脸转身跑了。第二天上学就骂我们缺德带她去听相声，并且问到底是个什么“不文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相声场子里司空见惯，赵蔼如一见有女客来就是这样把姑娘、小姐们打发走。这回是女同学要跟来，我们有什么法子？
是怎么不文明呢？相声表演里有时说些荤话，就是现在的所谓“黄色”，如此而已。其实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譬如专唱京戏的广和楼，当时就不卖女座；亦是由于剧目中，或是对话里有点“荤”的缘故，也就是涉及了两性关系的“性”的问题。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传统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大都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写的是生活，而性是生活里的主要部分。
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针见血的真理，是延续个人、种族、国家的真理。但性又是必须遏制或是控制的，否则便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从古以来都为此设置种种的戒律与禁条，历来无论是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都是道貌岸然地训诫他的臣民和后代儿孙。但是这些人物自己却背着臣民和儿孙干着同样的勾当甚或更为恶劣，这本身便是一种不文明的滑稽表演。近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登载着教育部门关心着在学校里如何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以免由于无知而引发什么不测的后果。提起当年我在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听相声便不由得联想起我最初受到的一些性知识竟是从赵蔼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是生活。
往事忆旧录东安市场怀旧记（2）
所以在生活里听到严厉的家长训斥子女和领导发号施令，我总觉得十分滑稽，马上就会产生联想。
听相声和看别的杂耍一样，都是听完一段就往演员捧过来的笸箩里或地下扔钱。那时候兴用铜板，分大的小的两种，一个大的等于两个小的，扔一个两个就行了。也有不给钱转身就走的，一般坐在四周长板凳上的都会扔钱；而站着听的有些就不给钱了，甚至在一个节目快完之前，没等收钱就先溜了。因为演员会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不给钱就走了的，也会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