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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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头指向“二流堂”，我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往事忆旧录“二流堂”真相（3）
“文革”中的“二流堂”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教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么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教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的文化部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这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依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审问新凤霞，要她交代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右派”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1979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电影制片厂委员会发给我一份《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通知我当年“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1979年2月23日中央文化部政治部复字第5号文件，对北京电影制片厂作出决定：“撤销1958年1月8日定吴祖光同志为‘右派’的结论，撤销1958年2月电影局整风领导小组给吴祖光同志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在有关部门群众中宣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织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1979年7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19号文件致中共中央组织部，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送上备查，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
1980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5号文件致中组部：“送上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的决定，请准予备案。”决定全文如下：
吴祖光，男，1917年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自由职业，1949年10月参加工作，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了吴祖光同志，在1975年6月7日的结论中称：
“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
经复查：
“根据（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根据1979年2月6日中共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及文化部政治部同意改正的批示；根据经中宣部批准的中共文化部党组所做的对所谓十七年中有一条文艺黑线问题予以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6月7日所做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予以彻底平反。”
“二流堂”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楚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两个五言句咱们中国人尽人皆知，用来概括50年代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再准确也没有了。建国后第一起受批判的是“红楼梦研究”，那时采取的方式还比较文明，尚未作人身攻击；但是前辈大师俞平伯先生亦被批得灰头土脸，黯然无光。接下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就是一场暴风骤雨自天而降，胡风和一伙有成就的作家竟致锒铛入狱，被株连者竟是成千上万，胡风本人系狱达二十余年之久。然后是1957年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被戴“反革命右派帽子”的无正式统计，估计恐不下百万，划为右派分子的家属亲友少有不受株连者，可说死伤累累，包括我一家在内，令人痛心疾首。十年“文革”则是尸横遍野，玉石俱焚，把国家糟践到濒临灭亡……
所有这一系列的运动，全错了，没有一个是对的，心灵的创伤、生命的毁灭、文明的摧残、物质的损失将是永世也不能弥补的。第一位受创的俞平伯先生在他销声匿迹垂垂老矣、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有幸得到了寓有平反性质的一次礼遇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抚。胡风在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后，身体和神经接近崩溃幸得生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右派分子”都幸得平反，没有平反的几个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得罢了。至于最恶毒残忍的十年“文革”则由英明的党中央作了惟一的一个“彻底否定”的结论的运动，而且还作了以后不再搞运动的决定，阿弥陀佛，大彻大悟了。
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吧。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到底该谁惭愧？这个“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家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痛，浪费了多少钱！
就说我前面摘引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神！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演员，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既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歉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
1991年3月北京
往事忆旧录何以解忧（1）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操
从很早的年代起，人类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的发明是聪明人的天才创造，她象征欢乐，亦体现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给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学艺术的诱因和媒介，使人生诡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鉴于酒对古人、今人、他人、个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国酒文化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关于酒的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惠赐宏文，抒写您与酒的一脉深情。为江山留胜迹，为儿女续姻缘……
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见官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的一纸为《解忧集》而做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酒文化丛书编委周雷同志在这之前不久要我写一本关于酒的书，字数在十万左右，但是被我谢绝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当个“酒客”都不够格，遑论其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当中为人处世一样，一贯都是被动应战而从未主动出击过。我喝白酒，约有半斤之量，但却没有自己独饮的习惯，都是在他人殷殷劝酒之下才举起酒杯来的。
回忆小时在家，父亲是有酒瘾的，晚饭时常常要喝点酒，贤慧善良的母亲能喝酒而很少喝；父亲喝酒会红脸，而母亲酒后脸更发白。我至今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虽觉得很辣，但却能忍受，连眉都没皱一下。父亲很开心，夸我长大定会饮酒，母亲则反对这样“惯”我，而我心里很觉得意，像得了奖那样快乐。
父亲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喝酒时要划拳，平时温文尔雅的伯伯叔叔公公们这时扯开嗓子叫得一片山响，小孩们当然只能扒在门缝往里看，也感到特别高兴。
至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邻居住着一个拉洋车的老王大爷，他是一个孤老头，我上了中学之后，每天下学回家，和一群同学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踢小皮球玩的时候，王大爷也拉了一天车回来休息了。他常常端一个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装的是白干酒，坐在我家大门前雕刻着兽头的上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里，喝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还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后仰起头张开嘴，花生米稳稳当当落进嘴里，扔得非常准，从来没见他失过手。这一手绝技让我和同学们看傻了，连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阵阵白干酒的香味，怎么那么好闻！到我长大之后，自己也能买酒宴客的时候，即使饮的是茅台、五粮液、特曲、大曲……总觉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爷的廉价白干酒香。
在日寇侵华战争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参加了一项工作，从此便离开了我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再也不能恢复孜孜以求的学子生涯了。“误落尘网中”，一去竟逾半个世纪，老王大爷的白酒回味犹有余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没有酒瘾，想想深感惭愧。
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当中竟有三次大醉，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难受，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随一个话剧团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成都，全团演员及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内，过集体的游牧生活。行装甫卸，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却有友人来访，是由某位长者介绍相识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县长。他初长县篆，春风得意，正在和我高谈阔论之时，跑进来一个剧团的女演员，进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