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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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么多热情洋溢的来信是难以一一答复的，但对病人来说，这种珍贵的同情和友谊，可是最大的鼓舞。因此，这本《新凤霞回忆录》的出版也应是作为这个病人、一个最知道感恩的病人对无数的关心者的答谢吧！
1980年1月
我的家庭“回首往事”：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1）
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四十七年——从1951年到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在一起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就要从常州大酒店，准备晚饭后出门看戏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出乎意料，使我实在无法接受。 凤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周之后，永别人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是我万未料到，亦无从逆料到的。我亦无法设想，在召开追悼会的头几天里，家里接到各方来的唁电共计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没有一一看完，只在最后一份迟到的唁电——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转来一份江西省李坚女士的电报。由于只有这一份是最后送到我的手里，我就看到了，电文说的是： 从《文化报》获悉评剧大师新凤霞不幸谢世，悲痛万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的演出，轰动西南。但谢幕时不能站到第一排。当时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亲自上台把她请到前排合影。后来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并为我们寄来了大作。几次文代会中我们亲切交谈合影，记忆犹新，怎能如此早地离开大家，太遗憾。她平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丰碑，盼祖光节哀保重。江西李坚。 近两年来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一过即忘，但是现在还能记得李坚女士就是当年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的夫人，电文中凤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当时已持续了很多年。在我的记忆中，50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剧场曾邀请凤霞的剧团演出。中国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一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一个女演员和凤霞共同担任同一个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出。这样的安排立即受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的《刘巧儿》？”剧院领导无从回答。陈市长责令立即将《刘巧儿》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运到上海，因广大观众都等待看这个戏。评剧院领导只得照办。而《志愿军未婚妻》上演第一场时即有大量上海观众询问今晚是哪个演员上台。剧场居然不作回答，观众就不买票，等到开演前半个小时，少数观众溜入化妆室看是谁在化装，看见是凤霞化装，立即票房爆满。反之是另一演员化装，便几乎没有人买票。到了这个地步，另一演员在这种压力之下，进退失据，终于只得罢演而回。这种怪事、蠢事，只有这样的“领导”做得出来，而这位女演员却是冤枉无辜讨来一场无趣而已。而凤霞在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以至事后回到家里却以无限遗憾和同情寄予她的这位同她“争角色”的同行。看来任何人要想扮演与新凤霞“争戏、争角色”的任务都会注定了以一败涂地而告终。然而这应当怪谁呢？我看这些低能的“领导”首先得检查自己的愚蠢，然而这些蠢货却永远不会这么做。 凤霞在那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个灭绝人性、最残酷、最野蛮、最下流无耻的十年“文革”时代。以她的年龄和绝代风华加上自幼苦练成材的表演艺术功力，本应是在舞台上最辉煌亮丽璀璨绝伦的评剧明星普照人间的时候，但她却早被赶下舞台成为人人可以任意驱使、叱骂、奴役、欺侮的对象。从而在一次剧院正在演出的时候，她只不过是在担任前后台杂役的任务。而当时她由于高血压发作，难以支持而倚在墙角稍事休息的时候，评剧院的女领导恰好路过，厉声问她：“你不干活，靠在这儿干什么？”凤霞说：“我头晕。”书记问：“生病了？”凤霞说：“血压高。”书记又问：“血压高，量过吗？”凤霞说：“今天在院里医务室量过。高压二百，低压一百。”书记应答如流：“我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二还照常上班呐。”她显得很仁义，说：“记住明天早晨下乡劳动，现在你就回去吧。” 那时我家自己购置东单北帅府胡同马家庙的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时便被造反派强占，我家已在和平里楼房住了多年。凤霞回到家里，尽管身体不适，但在晚饭之后仍然强打精神，缝一条薄棉被，找出一些换洗衣裳，我帮她打了一个小铺盖卷和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区农村劳动，不知何时回来，匆匆抓紧时间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铺盖卷可能是她背得动的分量，她说感觉头晕不舒服，但时间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女书记来看她，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 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半月板的骨部外伤。这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在“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一身伤回家之后，翌日早晨手拿一本毛主席著作离家出走到太平湖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 最终落得这样下场，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一声“令下”，凤霞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姓刘的青年演员，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主要角色。刘见她看了自己，便更把她拉出来毒打，因此左膝盖便受了重伤，导致成为永久的左膝至左肢瘫痪，终生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后，我的祖国将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我在新中国的首都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但是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是由于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的时候，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示我的志愿还是做我原来的编剧，我虽然在香港做了两年导演，并拍了四部影片，但电影导演的任务太过繁琐，早已使我厌倦，不愿再做了。和我谈话的电影局主管人陈女士断然说：“新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一项光荣庄严的任务，参加新中国工作的人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看来是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了。我这才开了窍，知道“服从组织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当时由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崇敬，我也只得老实听话，一切服从了。 新凤霞演评剧《风雪夜归人》剧照，饰玉春 到了电影局，头一个接受的任务是导演一部描写纺织厂女工的故事片《红旗歌》。由于我没有一点纺织厂的生活基础，几乎是拍了近一年，结果当然极不理想，是一个十足的失败作品：当时既无拍摄的价值，拍后亦无保留的价值。往事不堪回首，不说它了。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同事之间，工作也都比较清闲。当时北京轰传出了一位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以新编的《刘巧儿》一剧轰动京华，剧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的唱段在北京大街上、商店里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过路人、拉洋车的没人不唱。我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宿舍里，一些天天见面的同事由于知道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带着他们逛逛老北京的热闹地方，在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过久负盛名的天桥，看到过杂技演员“飞飞飞”、说相声的赵蔼如。这时有人提到了来自天桥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她已从天桥进入南城的中和戏院上演剧目《小女婿》。有人替我了解了一下，她的戏票很难买到，我便打电话找到一个我当年的中学同学盛强，正在大众戏院当经理，托他为我买了中和戏院当中一排座位，共十几张票，我请了电影局的全部编导同志，包括上海来北京开会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戏大家同声说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很久以后凤霞还记得，说等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却怕打搅她休息而没有去。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由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她说话，说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凤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风夫妇，另一位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总管理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阴如盖，所以不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建国初期的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那是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个青年演员倾倒震慑的时候，也可能她们听说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题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上的单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夫老何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接受采访，回答了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写那篇小文的日期是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引人注目的青年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但是我仍是保持应有的礼貌。老舍要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惟一的一辆，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你这车是在哪儿买的？”当我回答：“在香港买的。”对方便不做声了。有的则说了一句：“咱们北京没有。”只是在三年以前我感觉体力渐弱，凤霞加严管我；上街必须叫一位小姑娘跟着我，我也不敢再骑车时，才把这辆被多年为我修车的东大桥有名的王师傅屡次夸奖是至今北京惟一的一辆英国小跑车，像过去说的“宝剑送烈士，红粉送佳人”那样地送给王师傅了。当年我告别香港买这辆车时，这辆漂亮的小跑车是挂在车铺的墙上取下来的，如今它还是挂到墙上了。当然它和人一样，比起当年亦是老了、旧了，失去了昔日光彩。 凤霞让我坐下，二姨倒茶给我喝，就出去了。凤霞对我说，是因为过两天全国青联开会，她在大会上被指定发言，但实在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该说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找您帮忙。我坐下来，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对她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这时我发现她不断地往手上、脸上搔痒，问她怎么了，她说因为院子里花多，芍药开了，招来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后来点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里间屋的床位，便告辞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门，二姨也一同送我。回到栖凤楼，同院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赶来向我了解情况，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并且知道是老舍的热心介绍，一致赞美凤霞的美和聪明善良，预料我会很快结婚的，并且没有和我商量就径自去找马彦祥说：“祖光为了你和云燕铭结婚把房子借给了你住到现在。他自己就要结婚了，你应当把房子还给他了吧？”马彦祥把房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