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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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滚！”女儿说完还“呸！”了一口。
“另一个不放心的是青年小慈，他约在半年前来到美国。小慈原是中学的英语老师，两年前娶了一个在旅游业工作的如花似玉的妻子，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经过长时间的左思右想，小慈夫妇都认为当个中学教员将永无出头之日，惟一的出路是出国干一番事业，站定脚跟之后再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去；即使不在国外团聚，学成归来也会今非昔比。主意打定之后就展开了为出国奔走的努力。打通关节、走后门、请客、送礼；又要请已经在美国的哥儿们朋友联系出去后如何挣钱吃住的一切问题。大家真没少给他操心费事，可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好不容易小慈终于到了美国。刚出来两眼漆黑，怎么办呢？只好在我们家住下了。第一桩事就是给他找个打工的地方，好解决吃饭问题呀！但即使打工也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没有这个身份只能打个不能公开的‘黑工’，譬如在餐馆服务，就得躲在厨房隐蔽处干点力气活，做些搬运、清扫之类的事情，一天下来累得四肢发软，两眼昏花，一个文弱书生哪儿受过这个呀！
“当然，老住在我们家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得为他找个管住处的老板。再苦再累也得挨过去这个难以适应的阶段。我每次看到小慈那副可怜的狼狈样就想：你这是何苦来？把年轻的妻子、女儿扔在家里，自己落得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活受罪！果然，一阵艰苦奋斗，刚刚习惯点了之后，几乎是爆炸性的痛苦发生了：小慈生起了强烈的怀乡、思亲病，想老婆想得几乎发了疯，见到熟人朋友，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妻子‘小莎’的名字就是满眶眼泪，真可说是声泪俱下。那么大个男子汉就是这样的没出息，丢人现眼。这叫我怎么说呢？连开始有的一点同情心也被这不作脸的眼泪冲掉了。
“这半年以来，小慈就是以这种凄凉、痛苦的情绪在美国靠卖力气生活，这种倒霉的情绪不能不影响他的工作。人家美国老板可是不留情面；他干得不好当时就被辞退，害得朋友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东奔西跑为他找工作。我们都劝他：‘干脆回国吧！’‘那怎么行！这么回去岂不脸面丢尽？’说得也是，确是不能回去啊！
“在美国要上大学，外国学生必须考上‘托福’，英文这关通不过就休想取得入学资格。小慈在国内是个中学英文老师呢，可是到了美国之后，竟是连考了三次‘托福’都名落孙山，这和他的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大有关系。但是这个忙却是谁也帮不上的。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回回来我倒是见过一次小莎。小莎有点没心没肺，听我提起她的丈夫种种表现，只是一味傻笑。她只和我说了一件事，就是她在结婚前的一个男朋友现在和她是同事，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有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无意提了一下，谁知丈夫大吃飞醋，回信把她臭骂一通。她也急了，回答他一顿骂。不久又收到丈夫的回信，流泪忏悔，赔礼道歉……唉！这个没出息的小慈呀，真叫我没法说。”
女儿回家第三天晚上对我和她妈妈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后就再没提起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遭遇不大一样。一个是前途美好，但缺少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轻易地被一种腐朽的力量压服了；另一个则是完全缺少自知之明，走错一步，吃尽苦头，至今没得个结果。两个人都叫人同情和惋惜，但对他们又无能为力。
“文革”以后，国家有了脱离愚昧，走向大治的迹象，但有些情况也使人担忧。譬如对西方世界的向往。近年来我和不少的年轻人交谈中，很多人都有一旦出国便不想回来的表示和打算。因之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年轻时的情景：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乃至于战乱频仍，灾变迭作。至于生活水平、物质条件和现在更无法相比。但是爱国主义的情操、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和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却是大不相同。譬如那时古老颓败的北平和上海租界上十里洋场的繁华确是相差甚远，然而一般人对于上海的印象完全不像现在人们对于能去一趟香港那样的渴慕和向往。4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驱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在上海的大批文化人由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纷纷出走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大部分在当地就业。两年之后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从上海或其他城市前往香港暂住的人们，除极少数由于一些原因留居香港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怀着无限激奋的心情争先恐后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
再说到我们上一辈的亲长和师长们，很多人留学海外，这一些专家学者大多亲身经历了祖国大陆的兴衰，重重国难为他们所耳闻目睹，但他们也大都学成归来，以挽救危亡、为国效命为自己的天职，博得后人的钦佩。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历来就是国家民族的顶梁柱，是民族的骄傲。
说来惭愧，我的亲爱女儿由于两年前和一个大陆赴美的青年结了婚，如今也定居海外了，但是她的一片爱国爱家的亲情不变，已经三次回到北京来过春节，如今又在考虑明年春节回来将做些什么的计划。更为主要的是她在想着：什么时候把家搬回北京来？她说：“在外头没有一刻不想家，我太爱咱们的中国了。”
女儿上飞机之前，留了一张纸条在我书桌上，写的是：
爸爸：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折磨还太少？遇到事情处理起来总显得脆弱和幼稚！你常说你们那一代人很年轻就挑起家庭生计的担子，很早就成熟起来。无疑这对人的一生有绝对的好处。可是我们毕竟生长在新的时代，我们该怎样让自己更坚强起来呢？如今科学大发展，物质条件一天天更好了，难道人和物质成反比，会一代不如一代吗？真是这样的话，岂不太可悲了吗？
我回答不了女儿的问题。
1987年4月21日
我的家庭情系杭州
我生于1917年，是在北京长大的，岁月流逝，忽然就变成1997年，似乎是一下就到了八十岁。这当中自然有许多流落他乡、飘零异域的枝节，但是峰回路转、叶落归根，最终依然回到北京。
由于生命到了晚期，从前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变成了老朋友，如同昔年盛开的鲜花一棵，逐渐成了残花枯叶以致凋谢。一生中曾经长期相处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了，越来越加稀少、 寥落……这都是使人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就日甚一日地教我产生怀旧的心绪；尤其是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产生了更加无法排遣的异样情怀。
事情是非常触动心弦的。年轻朋友，老友徐盈和子冈的哲嗣徐城北、叶稚珊夫妇通知我：著名杭州楼外楼餐馆邀请十名左右的以写作为业的老人去杭州西湖一行，虽然近来事情多，繁忙得紧，但把我打动了；愿意去，即使再忙，也放下手里的事。然而太不凑巧，我由于检查身体，发现一年前查出的脑血栓又有出现，虽然并不严重，可是正要开始请医生到家里来为我静脉输液，只得放弃了这次西湖欢聚，而又知道这次同行者，我是年纪最长者，我不去，就把最长者让给了黄宗江老弟。想想也实在可怕，我这当了一辈子的小弟，怎么变成了最老的？
跟着父亲算我是江苏常州人，跟着母亲算我就是杭州人了，可是命运又把我形成北京人。这三个地区我都喜欢，但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常州去过几次，而杭州去的次数最少最短，一直就成为我最渴望再去的地方。何况今天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邀请，我的感觉就是亲情的召唤。
我生活在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父母之外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孩子都由慈祥可爱的母亲周琴绮亲手带大，然而每个孩子都没有吃过母亲的奶。小时都请了奶妈，我是男孩里最大的，至今记得小弟妹们最多的时候家里竟请了四个奶妈，加上祖母一个从常州带来的小丫环，一个做粗活搞清洁卫生的女仆，一个烧菜做饭的大师傅，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一个看门接待客人的夫役；在母亲的总管之下，永远和睦相处，秩序井然。每天晚饭之后、临睡之前，总是看见母亲和奶妈、女仆坐在一起谈心、说笑，一团和气。佣人们私下说起母亲都是：“太太好，好脾气，待我们和亲人一样……”
由于我家长年在北京生活，离南方的家乡就感觉分外遥远了；无论是常州或是杭州，都是使我常常思念的家乡。我的外祖父周栗斋先生，曾任湖北应县的县令和清末锐行新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只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曾来过北京我家住了很短的几天。虽然时间已过去非常遥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至今还有隐约的记忆。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家杭州的亲戚，交往最多的是母亲的侄女周行素，由于丈夫早逝，曾长年寄住我家，她最大的喜爱就是看戏，常常带我去戏园子，我那时已经是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我家曾迁居南京、武汉，抗战时期又迁重庆，她都住在我家。我陪她看的大都是京戏和各种地方戏，话剧有时也看。我逐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真正的戏迷，发展到初中升入高中的一年每天下午逃课看戏是和表姐一起看戏的直接影响；直至以戏剧为终生不易的事业都是二表姐请我看戏的后果，这却是她不会知道的。
母系亲属中还有她的两个侄儿，我叫他做周二哥的周子春和周三哥的周子炎，常常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玩，但时间没有二姐那么长，什么时候离开我家，后来下落何方，现在都不记得了。印象之中都是十分亲热，至今回忆，犹有温暖的亲情。
为什么把这几位表姐表兄写得这样清楚，只是为了在这样垂暮之年记下这一段永难忘怀的亲情。二表姐已在50年代故世，两位表兄则久已音书杳然。大约在几年之前我曾有一次到过杭州，我竟然忘记是谁邀请？还有谁人同去？但曾经雇了一乘小车独自巡走了一趟苏堤、白堤，目的是寻觅一下昔年母亲的足迹，重温一下往日的情怀。
近年来，惟一在杭州和我保持联系的母亲的亲人就是叫我做“表舅”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著名教授、卓越的油画大师蔡亮和他的同等功力的夫人张自NE85A了。蔡亮前两年英年早逝，自NE85A仍在校执教，蔡亮给我画的油画像和自NE85A给凤霞画的戏装油画《临江驿——潇湘夜雨》至今挂在我们各自的书房墙壁上熠熠生光陪伴着我们。见到这两张油画像，便产生无限思念，写到这里，恰巧收到甥媳寄来的贺年片，我也祝贺她和两个孩子芄芄和萌萌在湖山明丽的杭州家里快乐、幸福。
时至今日一个多好的还乡机遇竟如此轻易失去真是教人惆怅、伤怀……所以给楼外楼写了一首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旧梦在心头；
亲情友谊萦怀久，
吴郎八十负杭州。
1997年12月16日北京
往事忆旧录“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1）
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征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复杂，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亲切却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和北大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六岁起被送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是在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一年至高中一年共为十年级的“孔德学校”完成的。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学校名叫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而名为孔德，却从未学习过一丝一毫孔德的哲学，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用这个名字。孔德学校念完十年之后，高中后两年的学业是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完成的。读罢中法高中，升入的应是中法大学的孔德学院，但孔德学院是一个理科学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尔德学院；却由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举家南迁，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年纪十九岁。 孔德学校不是北京大学系统，但是在中国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师、校长蔡元培却也是孔德的校长。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国学校来说，应该是开风气之先了。 孔德学校的校址据我现在的记忆，最早是 吴祖光小时候与姐姐吴珊（右） 在北京东城的方巾巷。曾有几次搬迁：承候大院、北河沿、 东华门大街宗人府。记得北河沿校舍和当时的北京大学三院只有一墙之隔，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我念初中约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一次下课之后到操场打球，为了抄几步近路，放着操场大门不走，我偏偏从一棵树爬上操场墙头，墙那边就是北大三院。我在墙头上行走，正好一个同学在地上和我说话，我只顾和他说话，一脚踩空，从墙头摔了下来，当时便晕死过去。同学们把我抬到教务处，教务长名叫李召贻，待我清醒过来，看见我的一个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块皮裂开，李先生开抽屉，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个同学都大叫起来，他才住手不剪，然后把我的伤口包扎好。我回了家，脸上全部红肿起来，从眼到嘴全肿平了，全家震动，把母亲和祖母吓坏了。到晚上父亲回家，见我摔成这样，倒是没有责骂，但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就这事写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还记得我的作文当中一句是： “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其实我耳边什么也没听见，那个“呼呼风响”，是看小说瞎编的，而且后面还写了：“我死了之后，装在一个小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父亲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儿子摔成这样，你还笑！”可是我却躲过了一次严厉的惩罚，脸上的青肿，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亲送我到医院治疗，每次治疗回家，母亲都要带我到馆子吃一顿好吃的，我倒情愿这样受伤了。 然而待到脸上的青肿好了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逐渐变黄。医生查出，是黄疸病，还是那墙上一跤引起的。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名医周环西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记得诊所是绒线胡同，墙上一丈见方的大字，是周医生的大名。待到这一身的黄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应当说，这是一次死里逃生了。 半个多世纪的孔德学校至今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的子弟，很多都进这个学校。据我现在回忆，如李大钊、胡NCACA、钱稻孙，周树人（鲁迅）、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远、尹默、兼士三兄弟，马裕葆、幼渔、马衡三兄弟，刘如山、刘竺山、齐寿山三兄弟，刘半农、钱玄同、李书华、陈独秀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之下，孔德学校是他的一个试验场。我的父亲吴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孔德学校。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对日本的战争，我们全家十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孔德的学生。而最后三个祖昌、吴要、吴楚便被拒于孔德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