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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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出了一个秘密：张艺谋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最后一个读者。他一直在别人的小说中寻找他要拍的电影，他想表现的东西不在他的灵魂中，他不是真正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只是借助于别人的话所激起的灵感来打造自己的活计。　　　　
　　　　这是一种从读后感开始的创造。这样的创造不是真正的创造而是转换。也就是说，他不过是把别人的文字转换成声像的一名翻译罢了。　　　　
　　　　所以，这样的导演。他的每部作品都是孤立存在的，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谈及过：“风格善变的诗人要么天生具有戏子的品格（诗歌创作中最要命的一种“品格”），要么就是彻底的不成熟。庞德所说的‘日日新’要慎解。”换了导演也一样。　　　　
　　　　张艺谋式的风格善变缘于一种非常低级的构成方式，那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如果这也算“大师”，那么就是我们对“大师”做了“匠人”的理解。张艺谋至多是名能工巧匠。　　　　
　　　　张艺谋如此。陈凯歌如此。姜文亦如此。中国电影没有“大师”，只有“匠人”。　　　　
　　　　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看看伯格曼，看看法斯宾德，看看黑泽明。他们一生的作品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一个系统。他们是真正的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声音（电影）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大佑来兮

　　　　罗大佑在内地的巡回演唱到了西安，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已构不成什么“新闻”了，但于我个人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因为我注定不属于包机飞赴京沪两地的那部分人，只是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才会去看当然也不是无条件地去看，印象中他在京沪演唱时票价被炒得邪乎，所以他来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上限：三百元以内我就掏钱，多一分就是罗大佑不讲理了。不是我承受不起，是我以为罗大佑应该讲点道理。　　　　
　　　　身为出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并在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罗大佑情结深重是正常的，亦是健康的。我比大数人多一点或者说早一点的是：大概在十多年前，由于一个偶然获得的私人渠道，我得到了数盒罗大佑在台发行的原版磁带，其中一盒《青春舞曲》就是他的现场演唱会录音，那可真是个现场录音制作的经典当年，我用随身听反复听着这盒带子，想着有一天他若是到大陆来搞演唱会的话，我一定要出现在现场。对这想起来十分遥远的一天，他等了很久，我也等了很久，久到这个演唱会情结已经有点淡忘了。　　　　
　　　　火热的夏天过去，大佑说来就来。从宣传的角度来讲，他在走了数个城市之后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点新意，他在一封致西安歌迷的信中说：“西安是龙的心”、“大雅之内，国风于是而至”大佑寥寥数百字就盖住了余秋雨的等腰之著，他在歌词之外的语言风采我在他歌带套封的自白中早有领教，一点也不奇怪。而他在说话中掩饰不住的“长安情结”也真实得让我喜欢。那一晚，我终于见到了这个“芳龄47”的不老男人，他的嗓音比歌带中更为沙哑、苍劲并富于穿透力，他在现场演绎的音乐也比歌带中更具完整性与辉煌感，预料之外的一点收获是：望着台上迷狂在音乐中的这只“老猴子”，我有一种生命被证实了一下的感觉我那愈老愈疯的让下一代失望的生命。　　　　
　　　　那一晚我没有激动，更没有疯狂，身边有我的同代男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正如京沪演出报道中所写的那样：高举手机，让远方的人儿（初恋？昔日恋人？远方情人？）与自己重温那些有大佑相伴的时日。我没有，也不需要，甚至发现让那与其相关的青春场景与人文情怀回到这一晚也是无趣的、徒劳的。我是一个只爱现在的人，一个既没有怀旧的情调又对“更美好”的“明天”不抱幻想的人，坐在罗大佑的演出现场就是一个自讨没趣的人。是大佑来得太晚，还是我对所谓“青春”的背叛太早？我有时间，让我好好玩味一下自己的错位感。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不该如此乖戾

　　　　也许只是到了此事已成“旧闻”的现在，我才愿意谈论它。我并不想骂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在说一种现象。　　　　
　　　　听到刘晓庆被抓的当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抓了也就抓了吧，与我何干？最近以来，我从多方面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不年轻的最大标志就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便再不关心，再不过问。忽然有一天，一位凡事必要纠我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开门见山地问我面对此事的心情问题提得如此正式，我也就顺手揭开麻木的外衣，颇为理性地总结了自己心情的本质，我说：“我难过”。　　　　
　　　　那些日子我一直深陷在人群之中，那是因为我一直呆在一个本行业的会议上，惊闻刘晓庆被捕正是在去兵马俑参观的大客上，谁说我的同胞是麻木的？至少我的这些同行就表现得十分热烈，这个消息显然使他们兴奋起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顿时弥漫全车。从那时至今，我见到的每一个谈起此事的人都跟吃了谁家的喜糖似的，连一个略表同情的人都没有也许正是周围弥漫的这种氛围唤起了我麻木深处的难过。　　　　
　　　　刘晓庆是谁？大伙的同仇敌忾真让我糊涂了：她是个罪大恶极的大坏蛋现在终于被纠出来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影星现在犯了法倒了霉，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在群众实际上都是她的观众那里引发的情绪就不该是这么单调的。　　　　
　　　　谁最该为她难过？我想应该是她的那些死心踏地的影迷是那些当她成为一个老妖怪还一集不拉地狂看她演的小凤仙的“铁杆影迷”，现在那些人的嘴在哪儿？不该留下一个我，在这里替她说话，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她是一个好演员，我在什么都关心什么都要管的青春时代留下了对于她的如下批判文字：　　　　
　　　　我说刘晓庆是个天生的演员你千万不要理解她是一个天才。　　　　
　　　　生活在别处。她一生的表演都在戏外。而生活中再逼真的表演者都是拙劣的。　　　　
　　　　作为演员，她从来不是优秀的。谢晋当年在拍《芙蓉镇》之前曾说：“刘晓庆还不是个性格演员。”这恐怕将成为她一生的结语。　　　　
　　　　据说作为人，刘晓庆是极富个性的，中国人所谈的“个性”就是“敢说敢做”。　　　　
　　　　今天多如牛毛的“音乐制作人”大谈“包装”，若论“包装”，他们得请教“师太”刘晓庆，刘是学会自我包装（且是自学成才）的第一个中国艺人。　　　　
　　　　当年一部《我的路》使她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不就是写了点儿自己如何离婚的事么？　　　　
　　　　敢于说自己是最好的，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当作是做好的。这个道理在早二年的中国特别行得通，且成了某些人成名的手段，那时大伙都比较委琐，还不大懂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之类的。　　　　
　　　　刘晓庆正是这样的“女先锋”。她自封为“影后”，群众也就认了。足球界有个自封为“国门”后来真成了“国门”的傅玉斌，但他确有实力，刘晓庆的演技与傅玉斌的球技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共同的一点，都冲不出亚洲。　　　　
　　　　……　　　　
　　　　我仍然相信“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这句话，而刘晓庆是不会碰到更好的导演了，这是她性别使然，还有一句现成的话：性格即命运。　　　　
　　　　今天的刘晓庆摇身一变成了商人，这是又一个新的角色、又一个新的演出吗？不得而知。我想起并不优秀的阿兰·德龙谈论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演员才去当总统。”　　　　
　　　　我今天仍然坚持刘晓庆不是我所认为的好演员，但我今天却愿意从另一方面来谈论她作为一个人和时代发展的某些关系。她写《我的路》，据说是得益于一位老编辑的很大“帮助”，但我相信“我认为我是最好的我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不是那位老编辑能够“帮”出来的。《我的路》在当时影响巨大的《文汇月刊》连载时，我这个暗中叛逆的小中学生真是读来激动，而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和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在闲谈中斥骂“这个疯子！”“那时”确如我上引旧文所写“大伙都比较委琐，还不大懂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之类的”。今天，网上随便一个小虫子都可以这副口气说话了，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从一个怎样委琐的时代黑洞中爬出来的。而任何一种“时代的先声”都不会是职业的“思想家”们喊出来的在我这里，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如果别人不愿意承认，如果一代走过来的人都不愿意承认的话，那么我来承认：我的成长，和她有关。　　　　
　　　　今天恐怕已经无人愿提刘晓庆生意初成时反过来给她所在的北影厂的职工发工资的事了，也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当年下海时曾在这位演员身上得到过怎样的激励和启示，那就沉默吧，我不希望所有人都一下变得喜洋洋的。“贪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惩治“贪官”是大快人心的事这没有问题，但如果它满足的是人心深处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快感并且成为一种广泛的风尚，这就恶心了这一回，延伸到刘晓庆了吗？　　　　
　　　　一个人赚了那么多钱还不交税，是我这个穷鬼永远没法想像的，忽然想到自己接到的稿费单上为什么会精确到毛便知道那是编辑部替你交税后的数字便心里感到踏实啊！我深知刘晓庆的问题只能由法官来解决了，但我也深知不该所有人现在都集体戴上法官的面具。　　　　
　　　　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也有点太乖戾了一点？！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岁末“痛经”今又来

　　　　每到岁末，各媒体就跟“痛经”发作似的要评选年度“新闻人物”之类的玩意。刚好赶上这么个世纪末，名头就又多了一个。既然这是人家媒体每年的例行公事，既然是老记们苦口婆心地在没有新闻的时段里硬要造出一点新闻来，既然那代表着人民的读者也非常需要这种造，那咱也就不要非议这种形式了，但关键是有人借这种形式所玩出的那些不伦不类的名堂。　　　　
　　　　其实所谓“新闻人物”这种这东西是不用选的，你只需回头翻一翻这一年的报纸，谁在这一年里所占据的版面多，谁的名字的出现率高，那么谁就是。但是有人偏要打着“新闻人物”的旗号来评选（实则是推举）出一些所谓的“杰出人士”也就是说他们要在中小学都废弃了评选“三好”的今天来过一把评“三好”的瘾。贝利就是国际足联评出的“三好”，在这项“世纪足球先生”的评选中非要让这个黑皮肤的“足球政客”来压“学习好但品德不好”的马拉多纳同学一头，而后者本是网上民选的第一；而在年度“足球先生”的评选中也是手脚多多，连傻子大概也能看出来，这一年的足球是属于菲戈的，只有最势利和最不用脑的人才会选齐达内，他哪有菲戈踢得有境界和富有想像力啊！我在《足球》报上说：天下足球一般黑，其实是天下打足球牌的政客一样黑，有这种家伙的介入，足球哪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纯洁。有些媒体将金正日列为年度风云人物，是有根据的，而那个别有用心的诺贝尔和平奖非要独给金大中，这就是躲在这个奖后面的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们搞的鬼，如果说十一年前他们将此奖颁给达赖喇嘛时我觉得是在搞笑的话，那么现在我的觉悟有所提高那是玩政治的傻逼们自己一本正经地制造的一个大荒诞啊！话说中国电影金鸡奖那些名不见经撰的评委们，当“中国电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陈凯歌语），他们还有心迫害一下以年年贺岁的形式成为抗联战士的冯小刚，别扯什么艺术标准的蛋啦，那部寒碜的《生死抉择》和堕落以后的张艺谋混在里面，冯小刚也就不再是命定的“下里巴人”。　　　　
　　　　如果你的电影榜上没有冯小刚；如果你的音乐榜上没有毛宁；如果你的文学榜上没有王朔，如果你的足球榜上没有曲乐恒如果你是过滤掉了这些带着所谓“问题”的“新闻人物”而把一份“三好名单”搁在我的面前，我就会头也不回地回答说：“呸！”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一路挂过去”

　　　　中俄建交50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剧院举办了一台名为“为中国喝彩”的晚会，双方尽遣名家出场。　　　　
　　　　文艺演出当然不同于体育比赛，不存在一个你输我赢，更不存在比分，但因有观众在场，观众要对你的演出做出反应，是这种反应迫使你进行比较。　　　　
　　　　两相比较，作为中国人的我就颇有些黯淡。我不知道组织者为什么要派中国的一名演员去，实在也想不出来她有哪部片子在俄罗斯受到欢迎，歌唱得那么差还要唱歌，用汉语唱的俄罗斯民歌令观众毫无反应。同样令观众毫无反应的是张也这类所谓现代民歌手，我们为自己预设了一种所谓的“民歌唱法”，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该这么南腔北调、阴阳怪气地唱歌，而那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栽赃于鲁迅头上的话绝对是自欺欺人的。　　　　
　　　　而看对方，看俄国人用什么样的节目来“为中国喝彩”，莫斯科芭蕾舞团的顶尖演员出类拔萃地为《天鹅湖》这一世界经典做了我所看到的最好诠释，在这样世界一流的作品面前就算你不喜欢古典艺术也会感到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场合，超出了中国传统式思维的是：俄国人压根儿就不玩他们大名鼎鼎的民族舞蹈和民歌。　　　　
　　　　幸亏我们还有《梁祝》那是真正的得自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所创造出的真正的世界级的美。幸亏我们还有刘欢，不论他用汉语演唱中国歌曲《好汉歌》还是用俄语演唱的俄罗斯民歌，都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其实根本不用什么“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来把歌者分为三六九等，全人类对一名真正歌者的理解是一样的。　　　　
　　　　好就是好，并不因为他（或她）特中国。希望组织者渐渐获得了“面向世界”的一些教训和经验，不干或少干鲁迅当年所说的把古董和梅兰芳“一路挂过去”的傻事来。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一本骂人的书

　　　　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看到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时很希望自己是它的作者。《十作家批判书》对我而言正是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它的作者之一，甚至是它惟一的作者那应该是一本出自我手的书，我确实对它充满了占有欲。　　　　
　　　　事实上，这又确实是一本与我两度擦肩而过的书，它的策划者张小波曾两度找到我约写其中的两章，都被我以忙的借口推掉了，也许我是骂人骂伤了，在《一个都不放过》出版后感到身心俱疲。现在我只有空怀遗憾，以读者的身份面对这本书，因此也便有了为之欢呼雀跃的权力。　　　　
　　　　我想为一本指名道姓的骂人的书而欢呼！　　　　
　　　　我知道和我几年来所做的一样，《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费尽笔墨的努力也只是为了建树一种正常一种批评的正常。在中国，指名道姓的批评被称为“骂人”，而“骂人”者肯定是不道德的。　　　　
　　　　而如今，敢于“不道德”的人多起来了，还有这本敢于“不道德”的书。在我看来，不敢直面当下、不敢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