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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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敢于“不道德”的人多起来了，还有这本敢于“不道德”的书。在我看来，不敢直面当下、不敢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而是戴着批评面具的撒娇，是余杰式的小知识分子的抒情，这才是真正的批评者的“不道德”。
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这样的序列出现在批评者的笔下是一种偶然吗？其中的严肃意味谁又能够体会？尽管方式不同，他们都属于“不可饶恕”的一种，我暗自惊叹这些名字所构成的竟是一个个“庞然大物”的存在，于是更加钦佩批评者的勇气与智慧：自《燃烧的迷津》一别数年的朱大可宝刀未老，他几乎是中国文坛惟一真正进入写作的批评家；秦巴子更像是一位冰天雪地中的思想者，他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超绝的思辩能力，不像是出自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笔；诗人徐江是本书中撰写文字最多的作者（几乎占去了一半），也是本书基调的决定者，如果没有徐江，本书一定没有现在这么鲜活、生动，它作为大众读物的特征也没有这么鲜明……
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本可爱的书，它充满力量又是如此好玩，在今天，任何一位作者和出版人都不可能强制读者的趣味，更不可能把乏力无趣的东西硬塞给读者。因此，《十作家批判书》一出现便大受欢迎的情景又是一种必然。
而对我来说，读罢此书的某个早晨醒来之后有一种不那么孤独的感觉，那是看到了同类的身影。不必言重，我们不是战士，只是面对当下的一切有话要说并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中文的金斯伯格成了太监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定不会想到：他们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成了一本秘密的畅销书（因为没什么宣传），还一下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而它将成为一本常销书也几乎可以料定。这种因真正的文化而得福的现象在目前的图书界并不鲜见，也许在以后会越发地成为常事。
对我这个视金斯伯格为灵魂导师和诗歌师傅的诗人来说，购买是肯定的；读罢之后再说点什么也是肯定的。但在这里我不想谈金斯伯格对于我和我们及更小的一拨中国青年诗人的意义，而只想就书论书地谈谈这部《金斯伯格诗选》。金斯伯格诗歌的单行本，此前漓江社出过一本《卡第绪：母亲挽歌》，是以“世界散文诗经典丛书”的名义出的，薄薄的一本，诗收得非常不全。所以四川文艺的这一本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全球第一部最为完整的金斯伯格诗作中文译选集”，我相信包括台港在内也是如此台港文化的特殊气味（那种要命的柔软）要抵达坚硬的金斯伯格还需要很多年（或永不抵达）。
所以，它有理由受到读者的苛求，而像我这样将其奉为诗歌圣经的人则刚好可以苛求它。我要说它实在是被译得太差了，比漓江版的《卡第绪：母亲挽歌》要差，也比以前散译在杂志上的那些要差。我绝不是在怀疑它的译者文楚安先生的资历（我注意到另一部“垮掉”名著《在路上》就是由其翻译的）和外语水平，但我要说诗歌的翻译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诗歌的翻译一定要是一个真正懂诗的人：是来自诗歌语言内部的懂，而不是文化意义上专家式的了解。这种自以为是的了解十分可怕，尤其是当他用一般中国文化人所掌握的诗歌经验去翻译金斯伯格这种诗人的时候，其结果是连fuck都被委婉（中国式的）成了其它。在北师大求学的时候，我曾到外语系听过郑敏教授的课，听她用口头的形式直译过金斯伯格的一首短诗，从郑敏老师口里所传达出的金斯伯格诗歌的声音是多么叫人舒服啊！因为郑老师是位诗人，所以她能译出这声音而这正是文楚安的致命欠缺。为什么是他？这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
因为译不出这种声音，所以中文的金斯伯格在诗歌里是一个哑子；因为译不出金斯伯格的体臭，所以中文的金斯伯格就成了一个太监他被中国的译者所骟。所以，本书于我诗歌圣经的意义也只能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我不可能抱着一本没有声音和满身香水的老艾伦整日诵读，因为我不是博士而是诗人。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我说《于坚集》
在一个韩寒已经出版了文集的时代里，《于坚集》五卷的出版自然无法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事件，它甚至是寂寥无声的，但在我看来这恰似一组重要化石的被人发现。
严力说得好：“诗集是诗人的化石。”如此说来，全集便是一个诗人（当然也包括作家）一生所形成的一组化石；而阶段性选集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块标本。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于坚在他50岁这一年，献出了以其前半生的生命所形成的五块化石。
是《于坚集》而非《于坚文集》，似乎带着一个诗人对这个“以诗为下”的平庸时代的无言抗争：“文”怎么能够涵盖得了“诗”？
不同的人都会为不同的出版物寻找到它应该存在于世的最大理由，那么我以为于坚的诗文绝对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成果中应该反复重印的那类作品，不是因为有多少读者对此有多大的需要（反而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甚至也非作者本人对于诗歌、散文、评论已有定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自身杰出的品质与光芒在我看来，这才是《于坚集》问世的最大的必要性。
作为作者的同行与读者的我，将带着如下的问题进入这皇皇五卷：
这套书收录了作者1975…2000年的诗歌、散文、评论作品，而据我所知作者早在1971年便已开始提笔写作，也就是说他经历过一个相当长期的无法即时发表的秘密写作阶段，红色岁月中外省的个人的秘密写作（相对与那个年代首都的群体的地下写作而言），我很想看看他这一阶段作品的样子，很想知道作者是否那种先知全能的所谓“天才”而这起初所表现出的一点可能性究竟对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写作有多重要？
二、1980年代，作者以“高龄青年”之身介入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起并成为其领袖人物和最为引人注目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当风起云涌的运动过去，一代人告别青春并从诗歌中下岗，他又成为硕果仅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何以至此？他似乎比平均小他十年左右的这一代人更懂得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真髓在此一点上，他的文论和言说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觉和自发的区别、职业和业余的分野。
三、1990年代，作者成功写出了《0档案》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史诗，有的尽管不长却很有史诗的品质（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将在对《于坚集》的阅读中重温这批力作，去理解一位独立而强力的诗人如何用坚实有效的作品与周围环境和大时代所做的抗衡。
我将带着以上的三个问题进入到一次注定有所收获的阅读之中，或许我还会有许多预料之外的收获。在这个出版繁荣的年代里，阅读之乐反而变得愈加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要将其紧握在手，抓住不放！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把小说写假 把男女写真
我读韩东《我和你》
韩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和你》完成了，距其第一部《扎根》的出版未到两年。我记得在三年前的一次通话中，韩东告诉我说他有一年写作一部长篇的打算（还说到他每周一篇的〃副刊文章〃是为了挣出每月的生活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牛B十分诱人的作家规划，如今他践约了（职业作家必须践约），比计划中的时间晚上那么一点也是其严肃性以及从容的姿态的体现。我又想起在今年的上半年，韩东在其“副刊文章”的形式下拿出了一篇文章，名字好像叫《快是艺术的敌人》，贴在网上立刻博得满堂喝彩，尤其是他“亲友团”里的一些男女老少，在其懒骨头得到一次有效的按摩的同时，又得了“韩大将军”的最新“将令”，借此又可以整顿治安号令天下一段时间了（他们好像一直对此举有瘾似的）我不知道韩东的长篇又出对他们有何刺激？韩东的速度到底属于“快”还是属于“慢”？我只是清楚地记得：1999年在成都，韩东说过写小说“不怕慢，就怕站”一语让我反省到自己小说写作的中短篇时期收效甚微的一大原因，并在日后的长篇写作中不再重犯……
我发现每位写作的同行都是带着各式各样程度不一的成见进入到对一位作家作品的阅读的（“亲友团”式的“怎么看都好”就是一种典型的“成见”），我对韩东新长篇《我和你》阅读前所持的成见是：老韩会不会要将我们拖入一场阅读的折磨？意在考验我们的智力和耐心？告诉我们说：因为生活是平淡无趣的，所以小说就是平淡无趣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我读得相当之快！三个晚上（只在晚上读）的时间就读完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在此过程之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韩东笔下少有的大流畅，有多次我甚至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老韩是不是写得太过流畅了？是历时三载四稿完成反复打磨造成的光滑吗？具体到韩东，当然是好事。《我和你》在“好看”这一层面上确实打破了我阅读前的成见，当然，这所谓“好看”是相比于《扎根》而言的（在阅读中短篇时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好看”这一层），也是针对我这种读者来说的，但这肯定不是人民大众要的那种“好看”虽然在某些关键的地方，韩东比那些很具人民性大众性的作家写得更加“好看”，比方说性描写性描写里有动作无细节，有共性无个性，有性交无性感，通常是那些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的一大通病，韩东式的严肃文学在此呈现的却是显微镜下的精密刻画，从细节到细节的真实质感，有着残酷写实主义的意味，但那似乎又是为心太软的人民群众所承受不了的。“好看”真是因人而异的事，譬如我一直以为写得最好看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是马原，但人民从来不买这个账，说：滚一边去！所以，我只能说，韩东这次在《我和你》中做到的是与读者无关的真正的“好看”这是严肃文学应该负责的范畴。
我在阅读这部新著之前对于韩东所怀有的另一个成见是：我怕他写得太有预设性，与提纲（哪怕是脑子里的）太过吻合，写作中有太多冷静的操作。从“我”（“徐晨”）与其性冷淡的前女友“朱晔”四年中仅性交十次靠的是相互抓挠以慰其性的情节开始，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此处我想再引进另一个话题，于诗于小说，老韩多创见，大伙已经见惯不惊，他在《扎根》的后记中写道：“只是我理解的‘虚构’略有不同，不是‘将假的写真’，写得像那么回事，而是‘把真的写假’，写飘起来，落实到‘假’。”此话非是对小说写作具有深刻体验并结晶成为独特的个人经验的高人方能道也！只是在这里比在《扎根》中运用得更加经典：“我”（“徐晨”）深爱着他的女友“苗苗”，在“苗苗”家发生火灾之后，用了“几百块抹布”帮她擦拭房间；在分手的时候，主动一方的“苗苗”竟穿着“我”给她买的皮鞋踢了“我”“几十脚”；在分手以后，反复无常的“苗苗”打来过一个电话，“徐晨”的表现是：“我抓起电话，不容对方开口，对着听筒咆哮道：‘我操你妈！’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想：“徐晨”骂出这四个字之后，一定感到很high，真实的情绪一定比韩东描述中的还要high，而最high的还是写到此处的老韩，在前头十几万字不厌其烦地尽现委琐、隐忍之相并将之演绎到一种疯狂的状态（老韩素来不缺这样的意识、境界与表现）之后，他需要另一个方向上的疯狂对老韩来说，还需要更多一些这样的疯狂，需要对煞有介事的“爱情”说“我操你妈！”我多么希望这才是小说的结尾啊！剪辑机就是老韩的电脑。强加于人的话算我没说。
还有一个我虽没有但却明显感觉得到的对于韩东的成见：《我和你》第四部中比较密集地出现了对于男女情爱这个命题的议论（与反复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这让有一部分人瞧着扎眼；又让另一部分人忙着抄录前者是那些长期以来将老韩误读为单纯的形式主义者的干瘪的形式主义者（一般产自南京和川地），后者则是将老韩误读成一个真理宣谕者的真理爱好者（当然产自伟大首都北京）看这些人说老韩再度应证了我早已有之的一个看法：“韩东”是一个人，“韩东们”是韩东不在其中的一堆人，有个弱智的小家伙将韩东这部小说的结构总结为“一事一议”，真该一脚踹回到课堂上去！还将主人公“徐晨”在女人面前的表现称之为“弱智”，恰好证明的是自己少不经事的处男式弱智（不知道在男女之事上人的智力会降低么？）；还有一个女写字的，老韩明明在这部新著的后记中声明过了：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还有一句：写的是男女关系），可她偏偏要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云云。因为在她她们看来，爱情小说多么牛啊！书店里书架上朝着醒目处摆的，从来就不知道那是商业化类型小说的形式一种。对于《扎根》的评论亦是如此，有人明言评之为“流水账”（实则夫子自道），你以为你就反掉了你的中学语文老师了么（瞧这点可怜的小趣味），于是乎，一个素来崇尚简洁并以控制力见长的小说家就这么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话说回来，一名优秀的作家必然是能够不断制造来自读者的误读并打破来自同行的成见的人。韩东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不错，他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他在《扎根》中将思想的矛头指向了“历史”的神话，他在《我和你》中针对的是在当代甚嚣尘上的“爱情”的神话，但在写作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小说家的本分，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是为了再现原型，文学家思考的姿势永远比思想的内容更动人。韩东“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的思维模式确保了他在文学中思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不是相反。
最后的话说给读者：如果有人想在这部书里找到“爱情”（其实是“男女关系”）的真理与哲理，我劝他们还是去听流行歌曲吧（不开玩笑：林夕的词就不错嘛！）；但如果有人想看清楚自己充当“伟大情人”时无法腾出手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那副真实嘴脸，那么就请读这部小说吧！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垃圾如山
这大概是经历过80年代文化的人的一个普遍感受：如果有段日子没去书店了，就不免心里发慌。然后就安排时间赶紧去，去了又不免失望。过上一段时间再循环往复地来一回。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病”，经常再犯，想要根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失望的根源在于你经常走遍城市也找不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
作为一个老书虫子你还是怀揣着一张老地图的，本来你应该知道要买什么样的书就该去什么样的地方：比如最新上市的书，你可以去逛批发一条街，可最新的书在这里往往等于最热的书，而最热的书往往又是你最不需要的，那一天我刚想挤进这条街上最热闹的那家店，女店员很礼貌地对我说：“先生，您要不是来批货的话就请不要进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