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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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地对我说：“先生，您要不是来批货的话就请不要进去，我们这儿的书不零售。”我看了看进货者堆在门口的那些书的名字，心说：“你提醒得好，否则我进去了也是白费功夫。”真正有价值的书很难通过“二渠道”传到这条街上来，所以在这条最繁华的街上你不会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如果你想要和学术有关的书籍的话，可以去全市最大的一家书城，在那里你每每收获的是另一种失望，你见识过一本几个文学博士编的一部诗选，那简直就是几个外行在胡乱拼凑，事实上那不过是导师赐给他们一个挣外快的机会。一本号称“年度最佳”的小说选，你在手上翻来翻去却下不了买它的决心，因为书中那些已显陈旧的名字让你一下意识到该书构成的真相：该有的人一定会有，这是一本先拉出一份作者名单然后分别约稿集成的书，压根儿就没有通过真正的“选”。于是你买到一本自己想要的好书的希望就在街边那些不起眼的小书店里，这事就变得有点戏剧性了，仿佛期待着与早年失散的情人邂逅，一切全看运气了！
书店装修得日益堂皇，书籍的装桢设计也一年比一年有品位了，可是这丝毫没有减弱我每次从书店走出来时那种参观完垃圾站的感觉，顺便收获的一点小哲理是：垃圾袋再漂亮，里面装的也还是垃圾。我想这垃圾如山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错误？比如说我了解到那些出版社的编辑常常有低估读者的倾向，比如说我也了解绝大多数的写书人面对一本书的恶劣态度，比如说绝大多数买书者那种盲无目的从众心理……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这空心时代的真实面孔，它有一张不断能够吐出垃圾的嘴。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阿城归来兮
久违了，阿城。中国文学和作为读者的我。
以至于前年我在《收获》杂志上初读他《常识与通识》中的某一篇时，竟以为这是台湾的阿城（台湾不是也有一个阿城么？）。
《收获》带回了阿城。或者更应该说是杨葵先生所编的这五本书。五本书中有三本散文新著，是阿城归来时的样子，另外两本是他珍藏性极高的小说。真是不亏读者！
我见过这个人，我曾单方面地认识了他。那大概是在1987年，尚在北师大就读的我曾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大学四年，有三个人的讲座令我至今难忘：我的老师刘XX、王朔和阿城。阿城是个聪明人，他甚至比王朔更叫我愉快。聪明就是聪明，不是什么“大智”还要“若愚”，不“若愚”，他就是长成了那个样子，非常诚实的样子，聪明而又诚实。这样的一个人又写东西，我在任何时候都会相信他的文字。与此相反的是梁晓生，他爱讲，我有幸听过他的两次宣讲，这个人日后的文字确实没有辜负我对他人的不喜欢。
阿城的三本散文新著，使我对一位作家在目睹其人后的印象式判断更自信了。读其散文，就像12年前听他聊天，平易、亲切、妙趣横生，尤其是那本《闲话闲说》当然，我这是费话，因为这本书本身即由“讲谈集成”。考虑到另一本是《威尼斯日记》，我的费话则显得更有意思了。阿城原来是说什么就写什么遇什么就记什么的作家啊！十多年前我们还以为他是咬文嚼字的“文体作家”。十多年前我见到的那个阿城让我怀疑这个说法，十多年后我读到阿城就摒弃了这种说法。我喜欢他这么说事儿：“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我更喜欢他这么记事儿：“第二场拓荒者赢公牛一一五比一0四，这回轮到公牛手气不好了。”、“还是风，略小，仍冷。”、“地图上的威尼斯又像女高音歌唱时在腹前交合的手，但威尼斯河里只有男人唱歌。”在这三本散文中，文体感最强的当属另一本《常识与通识》，因为它是惟一一本真正的文集。我想以该书为证说阿城的散文比余秋雨写的好，你不会觉得我是骂了谁了吧（是前者还是后者？）。阿城以散文归来兮，我就想把他搁在90年代本土散文的环境中跟某些人比那么一下子，这也许是多事。《常识与通识》还让我想起了王小波，他们同样都知识丰富；属于极渊博的那类人对这一点我并不欣赏，因为知识让我觉得靠不住，比如阿城说足球，外行人看热闹。
那么阿城究竟是谁，读者肯定还没有忘记，他是《棋王》阿城。直到今天，在写了三本优秀散文之后他也仍然是《棋王》阿城。拥有一篇《棋王》和一本《棋王》的阿城已经足够了（以其才力他自己不该这么想）。如果列举中国当代小说集的头三名，我想十个人有九个会把这本《棋王》列在其中。如果列举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头三名，我想十个人有九个会把这本《棋王》列在其中。但爱他的读者（如我）有理由要求他以一部长篇巨著真的归来，我的道理是与其去修正中国文坛庸俗的长篇情结，不如精彩地庸俗一把（如余华）。他不玩可惜，他有这能力。
《遍地风流》比《棋王》早，而且产于那个年代，这是我重读时才得知的情况（当初发表时可是反着来的），也是我乐于接受的先后。为什么？不说了。以我之见该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的顺序是：①《棋王》、②《闲话闲说》、③《威尼斯日记》、④《遍地风流》、⑤《常识与通识》。
文未毕，最新的传闻已至：阿城在国外已完成一部长达一千万字的“巨著”，我有点吓蒙了，不知该期待还是不该期待。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妹妹仍需努力
妹妹们已经火了。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读读和认识她们的时候，妹妹们已经火了。
妹妹们如今已是著作等脚踝的人物了。很久了我烦文学界硬穿在她们身上的旧衣服：“70后”什么的，多难看！
妹妹们还是什么都不穿的好，但事实上她们自己做不到，她们讲究内衣的质地，她们是喜欢内衣外穿的妹妹。
中国的妹妹。长得美吗？不晓得，因为没见过。她们拍照喜欢打靠不住的柔光。
妹妹的声音是好听的，那是和卫慧通过一次电话的印象。卫慧在电话中说她买了我的书，她以为能够让我高兴。怎么会呢？
棉棉还说她喜欢陈先发呢？妹妹嘛，就叫没谱。不过，在《糖》里棉棉在她爱听的歌单里列有《一条路》张行的《一条路》吧？还有一连三首罗大佑……
一下拉近了和老阿哥的距离。“70后”的妹妹与“70前”的我原来是一代人。在卫慧的电话中，我最欣赏她的一点是她说棉棉的东西最好，而据说她们是死对头。
这不大符合叔叔、伯伯、爷爷们的传统。这就对了！传统是屎。
妹妹的东西也该有所不同，这我看到了。我的兴奋与评论家的兴奋不同，评论家以为自己发现了“苗子”，我兴奋于我所发现的那点不同。
有人介绍说金仁顺技术最好，我就内心打鼓。果不其然，我在她的小说里看到了太多叙述的“行话”马原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总之是已成为中国小说“行话”的那些套路。
我宁愿她不懂这些套路，不懂这些“行话”，甚至什么都不懂。我宁愿她是支离破碎的、神经兮兮的、慌不择词的、结结巴巴的……
甚至矫情如周洁茹始于矫情但不止于矫情的周洁茹。她在一篇小说里让名叫梅花的主人公发问：“我从来也不知道年轻男子的爱，那会是什么样的。”
“我”回答说：“梅花你真傻，年轻男人没有钱，也没有车，他们只买得起一捧花。”
周洁茹让“我”说完以后开始哭，然后叙述道：“我和梅花一样，我很想知道，年轻男子的那一捧花。即使只一捧花，也还是幸福。”
作为小说的结尾，最后的话稍微显多，但已经不错了，这就叫“始于矫情但不止于矫情”。
谁说只有燕赵之地的糙老爷们儿扮酷耍贫才方显力量，江南水乡的小女子神经末梢的小小颤动也挺疼的。关键是你长没长身体。脑瓜可以笨点但要有身体。
中国长了身体的文学从这一代妹妹开始，可以吗？尽管这有点丢咱男爷们儿的人。
可是啊，我却是一个十分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中国的事情我已经见多。现在想来，商业毁不了她们，商业只会让她们使劲地蹦，尽情地表演，蹦以及表演只会有助于她们身体的文学。
他们脚下的万丈深渊是在另一方面即所谓“文坛”！当她们被当作“苗子”和“文学事业的接班人”而被安排了之后，当那曾套住过无数公马的“功成名就”的缰绳也将她们套牢之后，那便是为牌坊写作的开始。
从为身体到为牌坊，也许这种写作正在开始。所以我说妹妹们也不可靠。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的她们不过是一百年后的冰心、丁玲、张洁、王安忆这些奶奶和阿姨，那么我们此刻的唇舌和唾沫就是多么无聊和多余！
我只祈愿她们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有人仍停留在生命的事故和无尽的传言中而永不自拔，如棉棉所说：
“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变成那把酸性的吉它；无论我怎么努力更正错误，天空都不会还给我那把我带上天空的嗓音，我失败了，所以我只有写作。”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老同学杨树军（1）
二十年前的九月（说起来叫我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进到北师大后搞的第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发起了一个“周末文学沙龙”，从宿舍的地上随手拣起一张都已看过的废报纸，用我那训练无素的毛笔字写了一份通知，到小卖部买瓶糨糊，朝学生食堂前的墙上一刷……到了周末，这人就来了，地点就在本宿舍，最热闹的时候，上铺也坐满了人（像剧场的包厢），还得到外宿舍借凳子，值得炫耀一下的是：还有好几个瞧着养眼的淑女上门，构成我们睡前的谈资。我在这个“沙龙”中扮演的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同舍的诗人徐江相当于“副主持”，当时眉清目秀体重尚不足百斤的他已经干起了舌战群儒的勾当（为十四年后遭遇的“盘峰论争”打好了基本功）；诗人侯马身为一班之长，凡事不甘居人后，急火火成了“早恋”军中“马前卒”，慌不择人地找了一个傻大黑粗的丑妞谈将起来，纯属为谈而谈，所以时见时不见……
我对我的同学杨树军的第一印象就是在这个“沙龙”上留下的，他从斜对门的一个宿舍里跑来，每次必到，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是坐在靠近的“会议桌”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上，位置虽好，但是从不发言，也不与人交谈，就那么十分挺板正地从头坐到尾，下回照来不误有着如此谦卑表现的还有诗人桑克，始终嘟着两片淳朴的厚嘴唇，不说话，这二人当时是同一个宿舍的……
这个“沙龙”很快竟然搞得声名在外，临近国庆节的一个周末，我爹跑到北京来看我，在校园深处的一把椅子跟我做促膝长谈，所以，那天晚上的“沙龙”是由徐江主持的，等我应对完父亲奔回到宿舍，人已经散了，听徐江讲：是我们的同学杨葵带着几个跟他身份相类的“文艺界高干子弟”为首的是唐达成的儿子唐大年（此人现在做了导演），好像还有黄燎原（现在的身份难以界定），小说家狗子当年好像也是通过这条线跟我们接触上的尔等是来“察”的，来搅场子，把好端端的气氛给搅黄了，人一看几个牛B哄哄傻B嘿嘿的“红色小贵族”欲占领无产阶级搞的“沙龙”，就悄然散去了……
散了就散了吧，我的心气儿已过，就没有再搞了，与其坐而论道（那时候我们知道多少道？），还不如好生读书，间或写点儿什么。只是刚留下一点印象的杨树军同学也随着这个“沙龙”的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两年在后来的两年间，我只在个别同学的嘴巴里听到他如何如何，但也很少，我宿舍里有张著名的八哥嘴，全年级男欢女爱方面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能被其广播出来，其中就有关于杨树军，说是他对他们同一个小组的一个颇为性感体态有点像妇人的成都女生有想法，有企图……这种信息，反倒让我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正常的有欲望的一个人。
大二即将结束时，我们搬了一次家，从西北楼搬到西南楼，个别宿舍也做了人员调整。我不得不和亲如兄弟的诗人徐江、侯马忍痛“分居”，搬到我所在的三班的一个宿舍，我是拖到最后一个才搬进去的，去了才发现里面有二班来的杨树军听人说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到这个宿舍来的，小子是在挑人啊这令我大有好感！哥们儿脑子不糊涂，挺会挑的呀！不过刚去头一天发生的一个细节却让我觉得此人可疑起来，宿舍里的人正在与我这个迟到者寒暄，坐在自己床边的杨树军忽然伸手将其蚊帐放下，要睡午觉了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心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大学男生宿舍中已经混了两年，我已经有经验了：一个宿舍肯定是由几名自由分子和几名反自由分子组成的，就看哪种力量占据上风了，我怀疑杨树军是后者但很快发现大错特错了。也正是那时候，我在两名“老烟枪”的不断递烟的熏陶和“不抽不像个爷们儿”的诱导之下，学会了抽烟，并且一抽而不可收；语言狂欢的最佳对象则是睡在上铺夜夜手淫（床老在晃）的前诗人钟品，有一天我俩的话题刚刚从色情转入到爱情，杨树军忽然发话了着实吓了我一跳：“诶！你们说这个我爱听……”他岂只是爱听，还马上大讲特讲起来，就好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似的……到此这小子才真相暴露：原来也是爱自由的“自己人”。
我的中学同学张红兵就是后来成了歌星的张楚是在当年年底开始了他弃学不上流浪北京的生涯并通过我的关系蹭住进我们宿舍里来的，与我、钟品、杨树军构成了这个宿舍的“自由力量”，并使之绝对地占据着上风（这也要感谢另外几个“规矩人”的宽容甚至归顺），终于把这个宿舍搞得乌烟瘴气，成为卫生常得0分但却谁都爱来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在自己构成的自由主义的小氛围中快速成长我称之为“男人骨骼最后阶段的发育成熟”，在这样的氛围中，你没有创造的冲动是不可能的，在此两年间，张楚把他一生的好歌基本上都写完了，为不久以后的成名攒够了资本；我在《车过黄河》等一批早年佳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并为今后的长期写作做好了充分准备；钟品则过分狂热地做完了他一生的诗人，杨树军呢？起先并不见他动手做什么，可见识不低意识很好的他怎么可能不做一点什么呢？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老同学杨树军（2）
那两年中，杨树军曾有一个学期的“陪住”经历就是被系里派去跟外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上课，是为提高对方汉语会话水平的一项教学举措，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样“宝贝”：一样是两本艳光四射的英文原版的《PLAY BOY》，让我们大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