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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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注意到我不是很坦率，但这并未改变我的缄口。有一天晚上，我和索菲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场大雷雨。我们躲到了新家园，在一座园圃的门檐下避雨。当时那里还尚未建大学楼，只是田园。当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下着豆大的雨点，与此同时，气温骤然降了五度左右。我们冷得要命，我一手搂着她。
“喂？”她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外面的雨对我说。
“什么？”
“你病了很久吧，是黄胆病。这就是你在忙碌的事情吗？你害怕再也恢复不了健康吗？医生们是怎么说的呢？你必须每天去医院换血或者输液吗？”
把汉娜当做病，我感到可耻。可是要谈起汉娜我又实在无法启齿。“不，索菲，我的病已经好了，我的肝胆也正常，如果我愿意，一年后我甚至可以喝酒，但我不想喝。我要……”汉娜使我忙忙碌碌，但我不想提汉娜。“我为什么晚来或早走是因为其他事情。”
“你不想就此谈一谈吗？或者你实际上想谈却又不知道如何谈？”
我不想谈，还是不知道怎样谈？这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当我俩站在电闪雷鸣、劈啪作响的雨中时，在都冻得发抖又相互可以取点暖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对她，也只有对她才能提到汉娜。“也许下一次我能讲吧。”
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下一次了。
16
我一直都不知道汉娜不上班而我们又不在一起时她做什么。问起她这个问题，她就驳回我。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她在她的生活中给我留有了她想给予我的一席之地，对此我该满足了。如果我想知道更多一点，不过是更多一点，那就是胆大妄为了。如果我们在一起感到特别地心满意足时，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什么都可以问也允许问，可随之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她不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却绕开我的问题。“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小家伙！”或者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想让它被打出洞来吗？”或者她掰着手指数：“我要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要把李子从树上摇晃下来，还要把它们抬起来运回屋里，尽快把它们做成果酱，否则的话，这个小东西就吃了。”她把左手的小拇指放到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间，“否则的话，它一个人就给吃光了。”
我也从来没有与她不期而遇过，在街上，或者在商店里，在电影院，在一些如她所说的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总想和她一起去而她不愿意去的地方。有时我们谈论我俩都看过的影片。她毫无选择地看所有的影片，从德国的战争片到家乡片，从西部片到新浪潮派。我喜欢看好莱坞影片，不论是描写古罗马的还是西部片都喜欢。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两人都特别喜欢，里查德·魏德马克扮演一名司法官，他第二天早上必须要和人决斗而且注定要战败。晚上，他来到多梦西·马隆的门前，她徒劳地劝其逃离。她把if打开：“你现在要做什么？你为了一个晚上不要命了吗？”当我满怀急切的渴望去汉娜那儿时，她有时戏弄地对我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为了一个小时你不要命了吗？”
我仅有一次与汉娜不期而遇。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放暑假的前一天。
有好几天，汉娜的情绪都极不寻常，她任性粗暴同时明显地处于一种使其极端痛苦、敏感和脆弱的压力之下。她在极力控制自己，好像要避免在压力下彻底崩溃。我问她是什么事情使她如此痛苦，她对此的反应是没好气地对待我。我不知如何是好，无论如何我不仅感觉到她对我的训斥而且也感觉到了她的无助。我尽量去陪伴她同时又尽量少打扰她。有一天，这种压力不见了。于是，我想汉娜又和从前一样了。我们朗读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没有马上开始朗读另一本书，我已答应这事由我来管，并带了很多书来挑选。
但是她不想挑，“让我来给你洗澡，小家伙。”
走进厨房里，我感到身上像加了一层厚布一样的闷热，但是，那不是夏日里的闷热。汉娜打开了热水炉，她让热水淌着，在里面加了几滴洗澡的香料之后给我洗澡。在那件浅蓝色的花罩裙下，她没有穿内裤。那件罩裙在潮湿的空气中贴在了汗淋淋的身上。她把我撩逗得兴奋不已。当我们做爱时，我感到她要让我体验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感受，直到我不能承受为止。她对我还从来没那么倾心过，但又不是绝对倾心，她对我从来没有绝对倾心过。但是，那情景就好像她要和我一起溺死一样。
“现在去你的朋友们那儿吧！”她和我告别之后，我就走了。房屋之间、田园之上都笼罩着炎热，柏油马路被晒得闪闪发光。我昏昏沉沉地去了游泳池，那里，孩子们玩耍的喊叫声、戏水的劈劈啪啪声传到了我耳中，好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总而言之，我好像在穿过一个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属于它的世界。我潜入了乳白色的放有氯气的水中不想再出来。我躺在其他人旁边，听着他们在谈论什么可笑的和不足挂齿的事情。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气氛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里又变得和往常一样：做作业，打排球，聊天，调情。我已记不得了，当我抬头看到她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她站在离我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开襟的衬衫，腰间系着带子，正向我这边张望。我向她回望过去，离得太远，我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没有跳起来向她跑过去，我脑子里在想，她为什么在游泳池里？她是否愿意被我看见？她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我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因为我们还从未不期而遇过，我该如何是好？随后，我站了起来，就在我没有注视她的这一眨眼的工夫里，她离开了。
汉娜穿着短裤，一件开襟衬衫，腰间系着带子，带着我看不清的面部表情向我张望着。这也是汉娜留在我脑中的一个形象。
17
第二天她不在了。和往常的时间一样我去了她那里，按响了门铃。透过房门我看到一切依旧，听得见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我又坐在了楼梯台阶上。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知道她在哪条路段工作，尽管我不再设法去陪伴她，也不再想方设法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问起此事，对此不再感兴趣了。现在，我又想到这事。
在威廉广场的电话厅里，我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电话。电话被转来转去，最后得知汉娜·史密芝没有去上班。我又回到了火车站街，在院子里的木工厂那儿打听到那座房子为谁所有。我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这样我就去了基西海姆。
“史密芝女士？她今天早上搬了出去。”
“那她的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家具。”
“她是从什么时候起住在那个房子里的？”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透过门窗跟我说话的女人把窗户关上了。
在有轨电车公司的办公大楼里，我到处打听人事部。有关的一位负责人很友好，也很担忧。
“她今天早上打来电话，很及时，使我们有可能安排别人来代替。她说她不再来了，彻底地不来了。”他摇着头说，“十四天前，她坐在您现在的位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次受培训当司机的机会，可她放弃了一切。”
几天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居民登记局。她注销了户籍去了汉堡，可没有留下地址。
我难受了许多天，注意着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出来。在饭桌上，我参与他们的谈话，吃少许的东西，如果非要呕吐不可，也能忍看到了洗手间才吐出来。我去上学，去游泳池。在游泳池一个无人找得到的偏僻的角落里把下午的时间打发掉。我的肉体思念着汉娜，但是，比这种肉体的思念更严重的是我的负疚感。当她站在那儿时，我为什么没有立即跳起来向她跑过去！这件小事使我联想起了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她的半心半意，由于这种半心半意，我否认了她，背叛了她。她的离去是对我的惩罚。
有时候，我企图这样开脱自己，说我看见的那个人不是她。我怎么能确信就是她呢？当时我的确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如果真的是她，难道我连她都认不出来吗？我真的不能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她。
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
正文 第二部
2007…10…21 10：50：36 32055
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我走到哪儿都期望能见到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习惯于下午没有她，我才在阅读或随便翻阅书籍时停止自问，哪些书适合朗读。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肉体才不再对她的肉体那么渴望了。有时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觉时是怎样地在寻摸着她。我哥哥多次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我在睡觉时叫喊着汉娜。我还记得我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几周里所具有的这种令我痛苦万分的负疚感后来消失了。我避开她住过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后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区里。不是我把汉娜忘记了，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她的回忆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随我了。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我记得，中学生活的最后几年和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年我过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让我说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学业，中学结业考试和出于无奈而选择的法律专业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友爱、情爱和离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不在话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轻，这样，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轻松。也许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内容才如此之少。或许这种少只是我的一种感觉？我也在怀疑我现在的这种认为当年我过着幸福生活的感觉符合当年的实际吗？如果我再往前追忆的话，就会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难堪的情景，我也就会意识到，虽然我告别了对汉娜的回忆，但却没有战胜它。汉娜不会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会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谁什么，不再感到内疚，不会再与任何人如此相爱，以至于她的离去会让我感到痛苦。当时，我对这些并没有这么清楚地思考过，但却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养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表现得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都无动于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对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与我谈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发掉了。我也记得索菲。在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我刚上大学时她回来了。她感到孤独寂寞，在寻找与老朋友的联系，这样，我很容易就赢得了她的心。我们一起睡过觉之后，她发现我的心不在她那儿，她含着眼泪说：“你怎么了，你出了什么事？’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给我祝福，我都解释说我不信这个，它对我毫无价值。当时，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感到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简直木可思议。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示爱的手势，不管这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得喉咙咬住。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动。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2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清理过去！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在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但是我们还要为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视觉而负责。同样，我们也不完全依赖我们的法律知识。必须要进行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或那个集中营的看守或刽子手的审判流于肤浅，这我们来说同样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刽子手的人，那些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该揭发检举他们而没有这样做的人现在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在清理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审判，谴责他们的可耻行为。
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两位或三位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位是纳粹党卫军兵器部的军官，有几位在司法、行政机构发迹升迁。我们的父母中也有教师和医生，其中一位同学的叔叔是和帝国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问起他们而他们又给我们答复的话，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会是五花八门。我的父亲不想讲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学讲师的位子是因为预告要开一门关于斯宾诺莎的深而丢掉的。做为一家出版旅游图和导游手册的出版社的编辑，他带领我们全家度过了那场战争。我怎么能谴责他是可耻的呢？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都谴责我们的父母是可耻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起诉他们，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