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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寻找成吉思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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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第一部分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第一部分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第一部分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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