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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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第一部分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第一部分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第一部分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