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种种传奇知识%2b含各国间谍机构-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　　　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　　　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　　　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于卡塞尔。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　　　

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危险更多。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不仅如此，糟糕的还在于如果干得不利落，而一旦被侦破，克格勃也许就会无情地放弃你，把你推上断头台。　　　

斯塔申斯基开始了对班德拉的盯梢，他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手中紧紧扼着他的武器；准备随时发射。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总之，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那只手没有扣动板机。　　　

这样，在他离开时，他将他的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就像他杀里贝特之后所做的那样。为了哄骗克格勃分子，他审视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门锁，然后，他弄断了那把万能钥匙。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却自相矛盾。　　　克格勃为了进一步追捕乌克兰流亡者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个心理上的把戏，他们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双亲所在地，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会面机会，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心理上对斯塔申斯基的继续控制。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这一次该怎么干，他再明白不过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气晴朗，阳光柔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继续从齐伯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里对班德拉进行监视。　　　

这次他再也无法犹豫，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突然，一辆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　　　

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在那里，斯塔申斯基被塞尔盖介绍给东柏林克格勃的头面人物，这位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勋。　　　

接受红旗勋章，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意想天开之事，他从来没有得过如此高的奖赏。他内心一阵兴奋。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与他亲爱的英格·波尔分别，甚至可能是从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痛切地知道，这种奖励只是一种虚幻骗人的东西而已，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次杀人的细节，克格勃问得要比上次仔细的多。几个苏联人对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检查，并且告诉他，“这次谋杀并没有做得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　　　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作了调查。而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脸上被玻璃碎片划破的地方。德国警方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下来前，斯塔申斯基应当留在莫斯科。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然后详细询问了班德拉被谋杀的经过和现场情况。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　　　

3．3逃离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尔。他为曾向英格说过一次谎而担忧。当时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去莫斯科，而谎称是去波兰出差。这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行当，并拿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干杀人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向英格启齿，吐露自己的真情。在这期间，他的克格勃领导人塞尔盖向莫斯科方面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莫斯科方面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叫他因此露馅。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于是，这位克格勃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而是苏联国家保安部的一名成员。　　　

“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在一月份双双来莫斯科，同时你坚决不能把你谋杀里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克格勃的头子坚决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执行，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他毫不顾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　　　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静静地望着月亮，他等待着英格的回答。英格对听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静，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房间是那样的宁静，两个人呆坐在那里，谁也不愿说话，谁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静。　　　“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英格疑惑地问道。　　　

“这样一个行动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划好，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斯塔申斯基解释说。　　　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事实上，他的德语水平不是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他想起，克格勃曾坚持要他回莫斯科学英语，这正是他所渴望的。然而想到谋杀，他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联想。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语国家再次充当杀手？他咽回了要对英格讲的话。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对待他俩将要出逃这一危险计划。她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师，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　　　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　　　

他们俩人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他们也在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他们被获准结婚。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　　　1960年5月，他们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人，由这位女人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下的不安。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