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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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东北之大田镇。当时，戚继光身边仅有一千五百名兵士。他对士兵们说：“以往作战，多是以多胜少，这次作战却是以寡敌众。因此，你们要做到，一不要争割敌人首级，二不要贪恋敌人的辎重，三不要轻易杀害倭寇中的胁从者。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双方在大田一带各自设伏，但未正式交战。对峙三天之后，倭寇见戚家军防守甚严，就决定绕过台州，想从台州府城西面的仙居县往西南进攻处州府。身负台、金、严三处防务的戚继光自然不能让倭寇从自己的防区转扰其他州府，于是先期在仙居的上峰岭设伏，重创倭寇。余寇退至一座小山，负隅顽抗。戚继光命部下竖白旗于山下，令人高呼：“胁从者投奔旗下，可以免死。”一时间，倭寇中有数百人投降。剩余的倭寇最终被戚家军以火攻全部烧死。这一次会战，戚家军使用了火器、藤牌、伏击、仰攻、鸳鸯阵等多种武器及战术，一举歼灭倭寇一千四百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打击。次年五月，一支倭寇死灰复燃，再次被戚家军讨平。至此，浙江倭患基本平息。抗倭的前线南移到了福建。
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62—1564），戚继光先后在福建独自或者配合总兵俞大猷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大捷，最终平息了福建倭患。残余的倭寇流入广东，但是为患不大。因此，在戚继光等人的支撑下，明王朝的东南海防总算是得到了稳定。但是，北部的边疆却始终未能安宁。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1）
戚继光的一首《登盘山绝顶》，不知作于何时。盘山，位于天津市蓟县西北，在明代属北方边防的重地之一。所以，这首诗似应作于戚继光镇守北方之时。“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的意境，让一位武将在萧瑟的北风中显得多少有些落寞。然而，戚继光是懂得诗文技巧的：“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虽有些衰迈之气，但是，雄心未已的豪壮气概，仍然依稀可见。与东南平倭的显赫声威相比，戚继光坐镇北部边疆、抗击蒙古骑兵之事，少为人知。然而，万历初年北部边防的稳定与戚继光是分不开的。
隆庆元年（1567）秋天，戚继光应诏北上。其实，戚继光在浙江平倭的时候，对于北部边防也了若指掌。他曾对朋友汪道昆说过，明王朝的北部边防有五难，就是：一、北部边地绵延数千里，防不胜防；二、鞑靼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明朝边防最薄弱的环节；三、鞑靼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来去疾如飘风，不易抵挡；四、明军作战优势乃在火器，但是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常处于下风向，火器不易奏效；五、明王朝北方边镇各自为战，号令不一，划地为防，各不相统。因此，当他接到朝廷将他调往北方练兵的调令时，感到十分棘手。
相对于东南沿海来说，北疆的一举一动更容易招致近在京城的文官们的攻击。而且，负责北部防守的部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各镇戍守之兵，或者骄横，或者因欠饷而困顿疲敝，战斗力不济。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对汪道昆说，他想仿效在东南沿海时的做法，在沿边各地招募一支由车兵、骑兵、步兵混编的精锐部队。因此，在到达京城之后，戚继光向朝廷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要求朝廷在兵员、粮饷、练兵事宜上给他更大的权力。这一上疏，包含了戚继光整顿北部边防的一揽子计划。但是，据说是由于流言之故，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统领的不但不是原先所期望的十万或者五万雄兵，而是那老大而腐朽的京营。
时间一过就是半年，凑巧戚继光当初在浙江平倭时的上司谭纶出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集结了三万步兵，并从南方调来三千浙兵。为训练这些兵士，他请求皇帝让戚继光来负责，得到许可。这样，在谭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驻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此后，朝廷将同样驻守蓟州的总兵郭琥调走，事权统一于戚继光，命其总理练兵事务兼任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专门负责蓟州一带的防务。当初的三千浙兵此时也停调了。戚继光在蓟州任上，主要干了两件实事：一是修边墙；二是练兵。
蓟州位于北京城的东北面，与昌平构成北京的北部门户。但是，这一带的边墙虽然在嘉靖年间曾经有过一番整修，但是却没有筑台，所谓“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由于边墙修得很薄，又没有用以观测和防御敌人的墩台，因此这一设施如同虚设，根本就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武装袭击。因此，戚继光一方面请求朝廷允许对边墙进行加厚加高，另一方面建议在边墙上设置敌台。所谓敌台，又叫空心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七八丈，以巨石垒成与边墙一样高的台基，但台基向外、向内都有突出。台基之上为一虚空的中间，但四面却有箭窗。最上一层为垛口。每个台里，通常可以驻兵三十至五十人，设百总一人，同时可以贮备必要的粮食与军器、辎重，由台头、台副负责管理。敌台的作用，就是在敌军来临的时候，可以举烽火报警，并可登台迎战。每个台后，都会有一部分驻军，负责守卫边墙。总体看来，敌台比原先修建的砖石小台更为雄伟，所以更容易发挥防守的作用。而且，依托敌台，士兵们还可以就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样一来，每一个敌台就像一个小型的城池。明廷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但是却将应修敌台的数量由三千余座减到一千余座。到隆庆五年（1571）秋天，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部），一千余座敌台随其地势高下，突兀参差，各自矗立，蔚为壮观。戚继光为每座敌台配备了固定的台军，著《哨守条约》，让士兵们学习。敌台不仅充当防御工事，也充当烽火台。在敌台之间，再利用原有的砖石小台作为烽火台，设守军五人。一旦有敌情，距离仅相隔一里的烽火台就可以纷纷举火传烽为号，而敌台的守军则准备迎战。通过戚继光的整顿，北京东北部的防御工事终于得到改善，故《明史》称：“（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戚继光在蓟州，也注意练兵事宜。由于北方兵卒未经训练，如果在修建边墙中以军法处置，怕他们一时受不了，戚继光重提调浙兵之议，请示朝廷从浙江调三千浙兵。据说，浙兵来到蓟州的时候，正好下着倾盆大雨。雨下了大半天，浙兵站立于郊外，虽然浑身湿透，但军容十分齐整。这使得北方兵卒大惊，自此知道了戚继光军令的严肃。
在蓟镇的几年里，戚继光完成了一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在书中，戚继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练兵理论。他认为，关于练兵，一要重视对士兵的平日训练，二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士兵们应当重视平日里的教场操练，把训练当作真正临阵抵敌一般来体验，甚至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一心想着杀贼，蓄养锐气，军容整齐”。练习之法，先练“伍法”，即队伍之间的整合，其次练胆气，再次练耳目，再次练手足，最后练营阵。首练伍法，看得出戚继光对于军纪的强调，而对于士兵的个人能力，却是首重“胆气”。这种理论说明戚继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训练的将领。他练兵，不是练单纯的武艺，而是要练就一种军魂，一种气魄。
蓟州练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当隆庆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视蓟镇时，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一次有十万士兵参与的演习。演习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亲自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实属恍惚”之叹，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2）
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蒙古俺答汗与明廷讲和，被封为顺义王，宣府、大同以西边疆相对来说比较平定。骚扰边疆的只是东部一些小部落。经常侵犯蓟镇一带的是朵颜部的酋长董狐狸。然而，面对军容齐整的戚继光部队，董狐狸只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最后不得不在万历三年（1575）与明廷讲和，双方通贡互市。此后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战事，但是，戚继光与李成梁分别镇守的蓟州、辽东，始终固若金汤，保障了明廷东北边境的安全，而蓟州军容之盛，也为诸边之冠。据《明史》记载，蓟州防备极其完善，敌人根本找不到漏洞，只得转而骚扰辽东。这样，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就经常打战，似乎显得“战功卓著”。但比起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来，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这样的防御一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调离蓟镇。他调离蓟镇，是与张居正之死有关。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随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与张居正往来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牵连。戚继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遗憾地离开了北部边疆。清人编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戚继光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看来，蓟镇的近二十年岁月，毕竟给戚继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兵法：迹至粗而用至神
戚继光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大谈“仁义”、“心”一类的儒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兵法的根本也在于“人心”：“黄帝之法，根于几微；汤武之兵，本诸仁义。几微之所由起，仁义之所从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黄帝、成汤、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人心。从这种理论来看戚继光的实践，他在剿倭时对胁从者的宽容，以及练兵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戚继光将被当时文人们形容为“粗迹”的军事行动，升华成一种蕴含精微道理的行为。然而，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他曾在《练兵实纪》一书中说过：“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实用，是戚继光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他在练兵时，特别反对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弃一切花架子，要学会实战的真本领，这样才不会在战场上吃亏。
晚明有一个戚继光兵法的崇拜者，写了一部《武备新书》，提出要制造“火龙卷地飞炮”，大概就是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藏炮于腹，点火于马尾，使其冲敌。这一“创意”被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说“殆于儿戏”，跟小孩子玩儿似的。然而，这部书也题名为“戚继光撰”，显然是托名，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戚继光在军事理论上的声名。戚继光的军事理论著作，迄今所见主要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在这些书里，富含着这位爱国将领关于治军、实战等方面的理论。
一、治军。戚继光治军，首先提出一个军队职能的问题。针对明朝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搜括民脂民膏却不遗余力的怪现象，戚继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职能是“保国安民”。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士兵如果不愿杀贼，反而祸害百姓，便也变成了贼。他经常用宋代岳飞的岳家军来作榜样，认为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就是保国安民的典范。
其次，戚继光指出，处理好官兵关系是治军的关键。他对将领们说，官与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谓的身先士卒，“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也就是要求将领们能时时“吃苦在前”。戚继光本人，也坚守与士兵同甘苦的原则。在浙江平倭时，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乐清，恰逢大雨。当地的士绅请戚继光入室避雨，戚继光说：“上千士兵都露天站着，我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他虽然治军严明，但是对士兵们却非常爱护。他曾说过，自己的军队“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这种恩威并行的治军方法，使得戚家军能够有良好的军纪，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在戚继光的治军理论中，“练将”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德、才、识、艺兼备，而以德为先。没有德的将领，就是没有“将心”的将领，最后可能会堕落成“骄将”。将领必须具有知识，文武兼备。因此，他提出要加强对各地武学的儒学教育，让学生们在娴习武艺的同时，能有更好的识见。
二、关于战争。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给养问题。他认为，保证足够的军用物资的供应，是保持军队在战争中主动性的首要条件。为此，他在平时的行军中，要求每队都必须有常备的伙头军、行军用的锅。每个士兵在行军中都必须带上干粮和行装。一旦作战，要做到件件齐备，“一器不乏”。其次，戚继光重视“行军快速”。在对敌作战中，军队必须灵活应变，攻敌之无备，出敌之不意。戚继光要求军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调动，集结最优势的兵力，迅速歼灭敌人。《明史》称戚继光作战“飙（ｂｉāｏ）发电举，屡摧大寇”，就说明了戚家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再次，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阶段，戚继光特别重视火器的运用；在镇守蓟州的时候，由于蒙古骑兵移动迅速以及北风的原因，戚继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对受到限制，就特别强调要发展车兵。他说，与蒙古军队作战，当以车兵为正兵，依托战车，结成车营，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而步兵则以战车为掩护，同时可以保护战车，骑兵作为奇兵可以抄袭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ｘｉǎｎ）、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