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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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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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袁崇焕
袁崇焕为官的十余年，就像一幕大剧，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元素：监军、红夷大炮、孤城抗敌、尚方宝剑、擅杀、勤王、反间、见驾被擒、下狱、磔死（磔，ｚｈé，指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奇冤。一个人完不成一幕大剧，在主角袁崇焕身边，崇祯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毛文龙、满桂、祖大寿、钱龙锡等人纷纷配合出场，而演出的背景则是后金与明廷之间的交战以及明末党争。
无疑，这是一幕大悲剧，以袁崇焕被磔死结尾，伴随着明廷东北防务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剧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没有得到过同情。据说，崇祯十四年（1641）时有一个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焕之冤，朝廷有赐葬之举。但是，此事很少为人所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考证，南明弘光帝、永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焕之意。永历帝还追谥袁崇焕为“襄愍”。不过，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响不大。直到清朝编修《明史》，编修者检阅《清太宗实录》，才发现袁崇焕被冤杀的背后，竟有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谕旨说：“我昨天批阅《明史》，发现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然是与我朝为敌，但却能忠于所事。那时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让他尽其忠诚，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悯恻。”随后，乾隆皇帝命广东巡抚查寻袁崇焕后裔，加以抚恤。至此，袁崇焕的冤屈才渐渐为人所知。民国初年，北京建袁督师庙，庙内正中塑袁崇焕石刻像，石刻像上悬袁崇焕手迹“听雨”一额。梁启超先生首开袁崇焕研究之学，称袁崇焕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模范”。此后，袁崇焕的形象渐趋伟大。今天，对袁崇焕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袁崇焕的籍贯、后裔、军事业绩、议和、杀毛文龙、诗文、文物故迹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袁崇焕的认识。
历史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及旷世奇冤背后，也有其性格的因素。从一介书生，迅速崛起为边疆重臣，说明袁崇焕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在一个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样是需要防范的。所以，当明末政治盛行虚矫爱国之气，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焕不会通敌时，袁崇焕就必死无疑。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书生做监军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员。从七品的地方官，升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负责军事的兵部任职，袁崇焕自然欣喜。不久，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失陷。群臣讨论是否要退守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袁崇焕便单枪匹马跑到山海关，勘探了几天形势。在京群臣还都说袁主事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袁崇焕却已从山海关回来。这次远行，使袁崇焕对于山海关的形势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足够担当守关之任。”相较袖手空谈的一帮文臣，袁崇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魄和胆量，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他的军事才能逐渐为廷臣们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为佥事，监关外军。不久，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出关，充当驻守在广宁中前所（山海关东北面三十五里处）的参将周守廉的监军。
充当关外明军的监军，袁崇焕的军事生涯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他有几件事情是应当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艰险的胆量；二是他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略眼光；三是他果于用法的性格。当时，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去广宁前屯卫负责安置流离失所的辽人。广宁前屯卫在广宁中前所东北面，距山海关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其间荆棘丛生，虎豹出没。袁崇焕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夜出发，凌晨入城，驻防将士们“莫不壮其胆”，深为佩服。王在晋对袁崇焕也是更为倚重，将他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却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与王在晋有分歧，对王的命令也不尽遵行。当时，负责东北防务的军事领导是经略王在晋、蓟督王象乾。王象乾的想法是，安抚蒙古，以捍东陲。王在晋的想法则是，专守山海关，而守山海关的措施，是在山海关东北面不远的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池，派四万人防守，作为山海关的屏障。面对王在晋这种一味收缩防守的策略，力图在辽东战事中有所作为的袁崇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写报告给首辅叶向高说，王在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弃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北）的十几万难民于不顾。他要求朝廷在宁远设防，进可以据锦州，作为十三山难民之声援，退可以据守宁远城。朝廷对此犹豫不决，遂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关，解决此事。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即命王象乾派兵援助十三山难民，而王象乾认为山海关守军新败之后，无力再战，只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晋也坐视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余万难民仅有六千人脱逃归来。
经过此事之后，孙承宗逐渐倚重袁崇焕，而驳回了王在晋在八里铺修建城池的建议。后来，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就说：“在晋之谋，原未可厚非。惟弃地设守，终非善策，宜不为新进有为者所喜。”王在晋的建议，老成持重，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兵力，认为如果在关外设守，万一有变，山海关将不得不开关接纳逃兵，这样的形势就很危险。但是，袁崇焕无疑更具一腔血气之勇。袁崇焕常常说：“我不惜身命。”王在晋就会反驳道：“个人身家性命与国家的封疆，孰轻孰重？”看来，袁崇焕与王世晋的分歧，根本是在于两人的价值观不同。不过，从当时明廷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明方弃辽河以西大片土地不守而专守山海关，无疑是示弱于人，并且放弃了在辽西角逐的机会，只会越走越被动。袁崇焕所主张的守宁远之策，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他本人付诸实施，确是收有七八年间京师不受威胁之效。这也证明了袁崇焕的建议有切实可行的地方。
当然，袁崇焕的个人性格对他和旁人之间的分歧来说，是有弊无利。作为监军的袁崇焕，在执法上非常严厉。有一次，袁崇焕核实军队人数，发现有虚报的情况，立即处死了一个校官。这事引起孙承宗大怒，孙承宗说：“监军难道有权力擅杀吗？”袁崇焕向孙承宗顿首谢罪，才算了结此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中自负的一面。随着袁崇焕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自负的性格会可能膨胀成为自大和专擅。后来，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似乎也是某种必然。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孤城抗强敌（1）
袁崇焕的关外军事生涯如此顺利，与孙承宗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他年轻时，与袁崇焕一样喜欢与老兵老将探讨边关形势，也熟知边事。他是明代后期最有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大臣之一，曾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两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关外，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萧一山先生说他才略不亚于熊廷弼，但器量却超过了后者。天启二年到五年（1622—1625），孙承宗第一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使关外防务得到大规模的拓展。在他的布置下，明朝修复城堡数十座，练兵十一万，裁汰冗军一万七千人，造甲胄，修器械，开屯田，使明廷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得到部分恢复。同一时段里，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一意建都沈阳，面对由孙承宗组织起来的无懈可击的防务，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近四年间双方没有发生战事。然而，天启五年孙承宗被高第取代，引发了尽撤关外诸城之举，这使得袁崇焕不得不孤城抗敌，而退敌之功也成就了袁崇焕在天启末年节制关内、关外军事的威权。
一、宁远布防。这一阶段的袁崇焕，专注于宁远城的防守部署。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派兵守宁远，命袁崇焕、满桂同往镇守。袁崇焕到宁远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筑城。此前，孙承宗曾经派祖大寿去筑城。祖大寿凭个人的直觉，认为朝廷不会长期驻守宁远，所以城建了十分之一就停下了。袁崇焕到宁远之后，定下城墙的规制：高三丈二尺，宽三丈，上二丈四尺，城墙上的防护矮墙高六尺。他命令祖大寿、高见、贺谦分督修城的任务。
天启四年，宁远城修建完毕，“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与满桂的合作，最初还算是比较相得。满桂是一员良将，而袁崇焕勤于职事，誓与此城共存亡，又“善抚将士”，二人的通力合作，使得将士们也乐意效命。因此，大环境的相对宁静，以及宁远城防务的严密，使天启年间的宁远城不但成为关外的重镇，而且是关外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移民定居点。据《明史》记载，这时的宁远城“商旅辐辏（ｃòｕ），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袁崇焕对于宁远的防务，可谓是尽心尽力。他的父亲死了，他夺情视事，不离职守。夺情，就是奉旨不回乡为父守制。这在明代历史中出现过多次，但屡次都遭到言官的弹劾。例如成化年间大学士李贤、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都曾因夺情遭到当时舆论的抨击。袁崇焕夺情视事，由于他是负责前线防务，所以可能在当时舆论看来还不算是贪恋权位，也就没有受到什么抨击。但是，从夺情一事看来，袁崇焕的性格与张居正类似，就是在处理国事与家事、行事与品行的关系时，不重虚誉，而注重实际。
宁远筑城之后，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陆续将明朝的防线往东北推了二百余里。到天启五年初，宁远城已经成为东北防线的内地了，在它之外，是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堡。作为按察佥事备兵宁前道的袁崇焕，有理由相信宁远城及其周边城堡构成的严密防御体系足以抵挡后金军队的进攻。
二、孤城抗敌。孙承宗在东北边防上功绩卓著，所以在朝廷上的地位也很高。魏忠贤千方百计想要拉拢他，派应坤等人向孙承宗示意。孙承宗没有理睬，魏忠贤便非常痛恨他。天启五年，孙承宗西巡蓟州、昌平等地，上疏请以贺圣寿入朝觐见，也想借此机会弹劾魏忠贤。魏忠贤的亲信魏广微赶忙向魏忠贤报告说：“孙承宗拥兵数万来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做他的内应，您将会变成齑（ｊī） 粉。”魏忠贤吓得跑到熹宗那里绕床而哭，求熹宗制止孙承宗来京。孙承宗到通州时，接到熹宗圣旨，立即返回。魏忠贤派人侦查，却发现孙承宗仅带着鹿善继一人而已。魏忠贤这才安下心来，但是却再也不敢让孙承宗继续执掌军权了。他指使崔呈秀等人不断地诋毁孙承宗，终于迫使孙承宗在当年十月离职。接替孙承宗出任经略的是高第。
高第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这个人并不像一些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讨好魏忠贤的无能之辈。高第对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行径，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多次向皇帝请求释放杨、左等人。因此，魏忠贤大约是嫌他碍事，便让他出京经略蓟辽。
高第为官清廉，但却显然不是一个军事家。他出任经略之后的策略，便是在山海关重兵屯守，关外坚壁清野。也就是说，高第的策略，与孙承宗当初积极进取的策略完全相反。看得出来，从王在晋到高第，在东北防务上采取的是守势战略，而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则要积极主动。如果关外全部失守，则这两种战略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当时宁远、锦州等城业已成为关外重镇，屯田、商贸都很发达。放弃宁远、锦州，对于明朝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就在当时，袁崇焕及其部下面对高第尽弃关外诸城的策略，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袁崇焕一手提拔起来的通判金启倧（ｚōｎɡ） 就说：“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都是前锋要地，如果收兵而退的话，已经安居的黎民百姓将不得不再次迁移，已经取得的封疆将要再次沦没。关内外能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退守呢？”袁崇焕自然赞同金通判的意见，遂上书高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