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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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谏性谌耸溃又旒钜嘟ご蟪扇耍幻庥泄寺牵硗饷晒盘锉俪窍拢晌郊孜戳稀Ｔ谡庵智榭鱿拢谇鸬搅斯丶饔谩Ｋ蜞J王朱祁钰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救时宰相（2）
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
如何守卫北京呢？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挖城濠以拒蒙古骑兵；总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
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卫战，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保卫战是一次壮举，是于谦人生中的最亮点。因此，于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夺门”冤魂
虽然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贡献，但于谦此后绝无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的行径。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砍头。这一切都源于明朝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
北京保卫战后，也先考虑到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而明朝已经另立新君，手中的英宗失去了奇货可居的价值，遂改变策略，表示愿意将英宗送还，企图挑起明廷内讧，从中获利。景帝担心英宗回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本不希望英宗南归，然而朝中大臣多为英宗旧臣，要求景帝迎归英宗的呼声十分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派遣使臣迎接英宗还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居之于南宫。
皇位虽然保住了，但是景帝还是感觉到了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帝盘算着更立太子。当年朱祁钰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由郕王即皇帝之位的，而在其即位之时，由皇太后发布懿旨册立英宗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一举动说明，由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因为大敌当前国不可无长君，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而并非出自私人原因；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表示朱祁钰百年之后仍由英宗子朱见深嗣位，从而维护了明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景帝更立太子的事情并不顺利，朝中大臣和内廷宦官多有不赞成者。景帝为了达到目的，先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用优厚的赏赐来拉拢重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二是采纳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因袭杀广西思明府知府而被捕入狱。为求自救，他派下属进京上奏请易东宫。景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奏疏发给朝臣讨论。大臣知事已至此，无人能够反对，王文等人先后签名同意。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朱见济病死。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被震怒了，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
更立太子和复储风波，成为夺门之变的诱因。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便精心筹划出来。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得逞。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石亨本来因罪削职，于谦请求皇帝赦免，并重用他为总兵官。可是，后来石亨跟于谦的关系也破裂了。徐有贞和石亨因共同的仇恨而勾结到一起，发动了一场阴谋。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毁墙而入。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惊恐的英宗面前，请英宗复辟。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哗，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原内阁诸臣皆被斥逐，陈循也不例外。陈循往日有恩于徐有贞，而这时徐有贞并没有救助他。
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借口。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所谓“谋逆”，是指于谦勾结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当王文在狱中力辩无罪之时，早对情势了然于胸的于谦苦笑着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分辩有什么益处？”其实，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知道“于谦实有功”于朝廷。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据《明史》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mái）四合，天下冤之”。有个叫枺è括＃┒闹富樱臼遣芗椴肯拢谟谇行痰牡胤揭跃评醇赖焖纯薏灰选２芗榉浅Ｉ闷け尥创蛩５诙欤匀患腊萑绻省６级酵洛由罡杏谇乙澹找藕≡嵩诒本┏俏鳌：罄矗谇难佑诳到涔樵嵊诤贾菸骱厦娴娜ㄉ铰础Ｃ髂┒洳橛谏俦ｌ糁性疲骸 �
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
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奇祸背后
于谦为什么会死？真的像徐有贞说的那样简单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倖，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