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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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还重要。
泰姬陵的单纯如同这座红堡皇宫的单纯，如同北达团肠座清真寺的单纯．反映了这位沙杰汗皇帝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不是设计者，但永远是选择者和批准者，他的兴趣决定了建筑师的行为走向。
他保存了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二面，又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精细柔丽。融合的主要方法是洗去精细柔丽有可能产生的斑斓琐碎．把它们全都统一在同一色调里，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气韵。
他的祖父没有实现宗教统一的美梦，但他在建筑艺术中做到了。
有几个历史场面让我感动。例如，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又如，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停，每次都位不成声。他与祖父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少L 子奥伦泽布（Au ？ gZeb ）废黝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
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对着妻子的陵墓。在晨雾暮霭间他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 ．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奥伦泽布掌权后明确宣布废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德里，夜宿su 钾a 旅馆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 朝日新闻》 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 朝日新闻》 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 朝日新闻》 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000 年开头十天依次发清绎寸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人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劝佳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布剔及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厦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又引丝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 朝日新闻》 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 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 旅馆
铁铸的觉悟者
我在新德里徘徊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处，那里有一座以十三世纪的帝王库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经断下两层。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经坍弛。
为什么会在功传里长时间地徘徊？因为我看到了在印度严峻对峙的三大宗教，在那里有一种隐秘而有趣的互融关系。
先看塔。从建造的王朝看，当然是伊斯兰建筑，不会有疑问，而且基本林淞确实是伊斯兰。但是，第一层人口朝北，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它的横截面是葵花形，这更是印度教的标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的伊斯兰统治者友善，特地在设计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统治者的不内行悄悄埋下了信号。但是，我没有读到当时统治者企图实行宗教融合的资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它留下来了，尽管塔下的宗教冲突长年不断，高塔自身却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现已失去一个宗教场所的功能，只剩下几座高高的石门和无数精美的石柱。一切涂饰已全部剥落，没有涂饰的艺术构建一旦坍弛，必定会成为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存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力度。据介绍，这座清真寺是拆毁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庙建造的，其中仅印度教的寺庙就有二十多座。这当然是一种蛮横的宗教侵凌，但时间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浑然难分，谁的语言都消灭了，谁的密码又都已贮存。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手轰丈抚得毫无火气。
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
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们近旁的一根铁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径，黑黑地不见太大气势，却发出平静而悠远的金属之光。
它是伊斯兰王朝定都德里时从印度东部搬移过来的，这里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实我在德里还见过另一个也被称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盗立在一个古堡之上，从资料说明上看似乎比铁柱更确切。当然阿育王热心佛教，在位期间到处立柱建塔，多几个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据科学测定，铁柱铸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应该是岌多王朝时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铸一个铁柱纪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断月与王本是一个相当强蛮的君主，听了佛理后蟠然醒悟，真可谓“立地成佛”，为佛教在印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结果也成了佛门伟人，广受崇拜。连我家乡浙江宁波，离印度那么远，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后期为躲避灾祸曾在那里停留过，感念殊深。不管是谁所立，为谁而立，这个铁柱属子佛教，应该没有疑问。
但仔细一想，它还是保留了太多的疑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晒雨淋之下怎么通体没有一个锈斑？也许印度古代已有发达的铸铁技术，但如果说当时的合金构造已达到千年不锈的水平则难于想象。还有，它到底是被哪个伊斯兰王朝搬移到这里来的？它显而易见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号，为什么会被另一个宗教的统治者供奉？… …
拿着这些问题问印度朋友，他们大多哈哈一笑，不作回答。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对历史抱有一种“传说化”的态度，不愿意作任何确证，这与我们习惯的历史观念有太大的差别。要他们解释一种传说的可信性，拿来解释的材料仍然是传说。因此在印度古迹间旅行，常常有一种飘忽感。
只有一件事可以不必存疑：在这个巨大的院子里，可看的古迹森罗万象，高接云天，它的形体最小、最瘦、最不起眼。但惟有它，毫无锈斑地闪着亮光。没有它，整个遗迹现场显得太凄凉、太寥落了；而有了它，一切都被提掣起来，在干年金属上牢牢地打了一个结，再也不会散落。因此，它成了印度宗教文化遗墟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受委屈的是它，被搬来搬去的是它，被一时趾高气扬的其他建筑俯视的是它，当四周的巨楼高塔全都色彩缤纷时惟一毫无涂饰的也是它。谁料天地无常，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似乎早早地悟透了一切，不争夺，不声辩，不趋赶，却也不自卑自贱，定定地站立着，不仅没有颓败之相，而且越来越光洁鉴人，毫无疑问它还会站下去，没有年代。
说到底，它是个觉悟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德里，夜宿s 明吸旅馆
甘地遗言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遏釜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刃肠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人，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并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岖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作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月肠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人，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己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晦，罗摩！〃 一问，果然是。
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晦，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Li 扫后人再一病洞地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