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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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里，几乎是“无官不贪”。国民党的财政部门的贪污行为更甚，诸如操纵物价、投机倒把、横征暴敛、劫收盗卖、巧取豪夺、侵吞中饱、公行贿赂等，乃是他们的“制度”。
新中国建立伊始，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了一批旧人员，参加新中国的工作，旧官僚的作风被带进新政权里来了。查阅有关资料表明：当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万人，其中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仅仅占30左右。留用人员有努力为新中国工作的一面，旧的恶习受到约束、限制、改造，有些人成为新中国有用的人才；也有本性难移的一面，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来，在新政权里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从事贪污腐化活动。
仅仅有党外腐化因素的侵蚀，还不足以导致高频腐败，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思想松懈，对取得执政党地位可能发生的腐败缺少警惕。陈云在1954年2月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容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陈云：《主要领导干部要提高革命觉悟》，见《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陈云同志的这段讲话很耐人寻味。46年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也像陈云同志一样担忧执政党地位及其带来的影响，“为什么在我们执政党内还会出现腐败现象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中盘旋，也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我们党执政以后地位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不能不对党员和干部队伍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2—103页。
关于对建国初期出现高频度腐败的问题还应该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勤苦为民，立党为公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八没有委蘼不振，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共产党几乎成了廉政公明的象征。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依然延续着这种政治清明的作风，只是进城后，少数人被城市中的虚荣浮华之气所迷惑，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最后堕落成腐败分子。这些新出现的腐败现象，与根据地、解放区的作风格格不入，与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格格不入。可以说，由于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作为参照系数，才凸现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腐败高频度。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一节 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整党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其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警告的，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注的。
中国共产党随着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党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到1950年6月底已发展到500万党员，党的组织和党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和各个战线上。绝大多数党员在党的教育下，刻苦学习，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道路上不断作出新的成绩。但是，确有一些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一些党员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到头了”，因而停顿下来不求进步，产生了“退坡”思想；执政党的地位，也使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还有一些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而蜕化变质。同时，解放前后新发展的200多万新党员，还来不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和整顿，其中有些人的政治觉悟不高，思想作风不纯，甚至有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了党内。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党员在最近两年内增加270多万人，在最近五年内增加了47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想方设？á？？ 勰？ ？ ？ ？
中共中央为贯彻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会议结论，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党必须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的现象，从这年的下半年起，整党运动具体地说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在全党展开。
这次整顿的基本方法是：经过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地对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着重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做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并在进行这种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以便提高那些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的好党员的质量，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并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从而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政治质量和战斗力。整党工作的重点，是放在老区和那些发展党员最多最快的地区。这次整顿党的组织，由于党员数量这时已经达到580万，有25万基层支部，再加上全国解放的时间有先后，工作水平也有差异，所以中央要求全国要用3年的时间来完成。
这次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是通过基层支部来进行的。支部要经过学习、登记、审查及处理四个步骤。首先通过学习，使每个共产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标准分为八条：
一、必须懂得共产党员的性质——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
二、必须懂得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三、必须有终身英勇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不蜕化；
四、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并和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
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六、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七、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地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解释，领导群众前进；
八、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通过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基层支部的每个党员逐个进行登记、审查和鉴定。最后将在册党员按四种不同类型分别给予结论：
1对已具备党员条件的，要求其再继续提高一步；
2对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或有严重毛病，但愿意改过的党员，用充满热情的态度去“治病救人”；
3对不够条件的消极分子，经过教育仍确定不够党员条件的，劝其退党；
4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一律清洗出党。〖ZW（〗孙敦潘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51页。〖ZW）〗
1951年12月，党在全国发动了“三反”运动，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因而，整党也增加了“三反”的内容，1952年2月至5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的指示》。这两个《指示》指出，“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顿，同时又大大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因此，《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党组织要按照党员标准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级党委都先后制定了结合“三反”进行整党的具体计划，使整党运动更加普遍和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通过“三反”运动，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工作人员中贪污、浪费和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在县、区、乡还存在着许多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某些上级机关对基层的情况并不了解或熟视无睹。为此，整党又增加了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基层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违法乱纪的内容，着重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
党的基层组织在积极进行整顿的同时，还根据中央规定的发展新党员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着重在工矿企业、机关、专科以上学校发展党员。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全国共接收107万新党员，其中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改善了党的组织成分。
这次党的整风以及整顿党的组织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据资料显示：在当时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占党员总数的63《Times New Roman》。
通过整风和整党运动，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员更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从而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根本保证。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二节 从“亡羊补牢”至“未雨绸缪”（1）
1952年10月基本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尽管高歌猛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腐败现象的污泥浊水，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根绝。一些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禁不止，只是事发的势头大大收敛。为了巩固新中国建立初期控制打击腐败的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开始从制度建设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将腐败尤其吏治腐败控制在较低水平。
“三反”运动虽然明确指出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实际重点是反贪污、反浪费，虽然涉及官僚主义，对高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也很重视，但因为官僚主义的标准不易掌握，所以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清除。1953年10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交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重点是反贪污和反浪费的问题。〖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ZW）〗报告中还提到，中央一级机关经过“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干部的作风大有改进，党悟大有提高，但在中央一级机关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基本上还未得到解决。地方干部队伍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
针对“三反”运动后，官僚主义问题已上升为重要问题的现实，继“三反”运动后，1953年中共中央、毛泽东
号召在全国开展“新三反”运动，这也是一场严肃的反腐败斗争。
1952年11月17日。山东分区纪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列举了山东分局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某些县以上干部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极为严重的程度。”〖ZW（〗载《山东工作》1953年第62期《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ZW）〗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错误地危害人民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8页。〖ZW）〗要求各级党委“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ZW（〗同上，〖B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BP）〗第10页。〖ZW）〗当时的许多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是非常适时的，在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的情况，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引不起义愤，不感到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的办法去支持好人，整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长期积压，置之不理，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而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党和政府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