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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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不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涌进来，怎么办？措手不及的省政府下令全部廉价买进，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当然，这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广东省由此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地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的自主政策还冲击了当时其他地区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国家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一下子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广东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就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的出口，超计划的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了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在国内收购出口商品再转国销售，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入广东，影响了其他省出口任务的完成，因而各省意见很大。
广东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纪委先后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同时，福建省委的领导也被召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们面对面交换意见。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这就是令广东、福建两省干部感到头痛的中发［1982］13号文件。
13号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外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罪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老路上来，即不去努力规范市场法则，反而强化计划经济审批权，结果又使权钱交易的现象变得越发严重。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把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13号文件后，广东、福建存在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广东有任仲夷、梁广大（时任南海县委书记）等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再说广大老百姓不允许走回头路。因为国门一经打开，洋货大量输入，先进技术源源而来，国际规范不断涌入，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有比我们更高的生产率，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人民有比我们富裕得多的生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一个社会还有足够的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时，它是不会表现出“垂死”特征的，在那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因而，我们要老老实实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尽管在学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不能因噎废食。
最终站出来说话的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1984年春节期间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挥笔题字对几个经济特区给予大力支持和肯定。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开放由点连成了线。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又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而，加快了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装备，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提高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五节 往往是很大的“老虎”（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很快收到好的效果。从1978年至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Times New Roman》，这已是较高的发展速度。在这期间，人民生活的改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1982年来说，全国农民每月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Times New Roman》；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特别是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邓小平提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国人民备受鼓舞，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1981年至1985年）全面和超额完成。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 33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Times New Roman》；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8 56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Times New Roman》，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Times New Roman》—5《Times New Roman》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Times New Roman》，大大超过1953至1980年2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Times New Roman》的幅度。
“六五”计划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粮食和棉花的大幅度增产，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这对十几亿人口的穷国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至今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提起这些仍津津乐道。
改革开放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果同历史上所有成果一样，也要付出代价。开放，不仅是西方的技术和资本来到中国，而“精神污染”，其中包括经济犯罪也迅速传播进来。
1982年以后，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特别是一些边境地区，在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索贿受贿等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严重，已经达到触目惊心、不可容忍、令人愤慨的地步。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某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犯罪活动，少数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也走上了可耻的违反党纪国法的堕落道路。
对此，中央高层有着清醒的认识，作出了明确的判断。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中央常委看到中央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的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中央常委同时考虑到，其他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年的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期，贪污1000元以上的是‘小老虎’，1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他还十分严厉地警告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403页。〖ZW）〗4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是这样描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是正确的……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有少数人员还相当猖 獗…… 问题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当前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的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腐化人们的思想，污染社会风气。”
由上可以看出，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频度情况，已经有一个基本看法，即此时的腐败频度迅速上升。
1982年至1983年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成果，证明中共中央对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的估价是正确的。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期。1983年7月25日至2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座谈会，中央纪委书记韩光在会上报告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情况。他介绍了自1982年1月至1983年4月底，全国已揭露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案件情况，披露案值的单位是“10万元”“万元”，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使用的单位是“百”或“千”，很少使用“万”。韩光报告中涉案万元以上的是7000多人，1963年11月8日的中央监察委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报告中说，一年来涉及的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案件仅1000多件。这些仅是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的查办情况，没有包括腐败现象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规模要比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规模大得多。可以肯定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频度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
从1978年至1983年，中央基本上没有使用“腐败”这个词汇，这与那时的腐败频度没有引起中央高层的严重关注有关。当时中央只是认为：“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属于“干部特殊化”“党性不纯”“不正之风”和“党风不正”等。中央在1983年10月11日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将这类现象概括为“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1985年4月17日，中央纪委同意并批转的国家旅游局关于严格禁止陪同人员收取小费和其他报酬的通知，出现“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语段，比较鲜明地提出了“腐败”一词。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反腐败的任务：“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198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将违规购买或更换小汽车、经商谋利、请客送礼、讲排场、乱摊派被称为腐败现象，要求“切实改进机关作风，清除一切腐败现象。”中央文件中正式使用“腐败现象”一词，这不是仅仅涉及一个概念的使用问题，而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反映了中共中央对这一时期腐败频度不断上升情况的认识。党内的不良情况，已经不是由不正之风所能涵盖和包括的，而是比不正之风更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整党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整党历时3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总的来说，全党在上述4个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但此时党内却出现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一些腐败案件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因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例如1987年5月30日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原江西省长倪献策等，其违法乱纪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可追溯到1983年3月。当时他开始为一有夫之妇提职提薪、入党、出国“考察”，同时为其亲属谋取私利，包庇走私等。1986年9月19日中央查办了安徽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洪清源发生于1985年的受贿案件。据资料显示，1985至1986两年间共查处违法的省军级干部达74人。这些与后来的卷入腐败案的高级领导干部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强度都相对较小。所以说，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五节 往往是很大的“老虎”（2）
虽然，此时的腐败频度没有呈现奔腾式上升的状态，但已经发出了值得警醒的信号。对此，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警惕。陈云在1985年6月25日的全国端正党风工作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去年第四季度那些歪风（指党政机关经商）刮起时，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对这件事我们必须引起警惕。”1985年9月24日，他又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坚持了上述看法：“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指资产阶段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ZW（〗陈云：《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53—854页。〖ZW）〗
从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情况来看，1984年至1986年间，经济犯罪案件与其他腐败案件逐年增多。据统计，1984年全国检查机关共受理各种经济犯罪案件43万余件，立案侦查22万余件，其中大案要案2100余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逮捕14万余人，起诉15万余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00万件次。1985年立案侦察的经济犯罪案件28万余件，比1984年增加近30《Times New Roman》；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68亿余元，比1984年增加近2倍；决定逮捕各类经济犯罪分子17万余人，立案侦察的大案要案6200多件，是1984年的3倍。198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81 591件，比1985年增长54《Times New Roman》；立案侦查49 557件，比1985年增长43倍；结案49 533件，比1985年增长90《Times New Roman》。通过办案，追缴赃款及赃物价值8亿元，超过了前7年的总和。其中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700多件。
腐败频度一再上升的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担心。1986年1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完成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讲的“争取五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能实现不了。“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10年的努力不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