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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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0年的努力不行。”就是“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10年，”才能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认为，用一般的手段遏制腐败成效不大，必须用高压政策，对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腐败
分子施以重刑。他严厉地说：“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目前腐败处于高频状态，已使“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表现我们的决心”。〖ZW（〗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ZW）〗
3年整党之后，腐败频度怎样呢？整党结束一个月后，中央纪委发出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的决定，认为，“近年来，在我们对外经济活动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世界司空见惯的受贿、索贿的丑恶行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滋长蔓延。此种状况，已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强烈不满。3年整党，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频度的上升趋势，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腐败问题。1982年至1986年的腐败频度经过缓慢上升期，渐次积累，1987年以后，腐败频度进入一个更高的区位。到1988年3月20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乔石指出：“确有少数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对此，群众议论多、意见大。他列举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如假公济私、贪污浪费、索贿受贿等。9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上说，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现象相当普遍。
1987年之后，腐败频度进入上升渠道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全民经商”，仿佛一夜之间冒出千千万万个大小公司。有一个相声戏说：到饭店一落座，10个人有8个人是经理，剩下2个人，一个是副经理，另一个是经理助理。很多官员带职带薪“下海”经商，被群众称为“官倒”，一些投机分子拎只皮包、印张名片就自称是“经理”，群众称其为“皮包公司”的“倒爷”。这些“官倒”和“倒爷”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有的投机寻租，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严重关注。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描述了当时经济秩序的状况：近几年来，全国成立了一大批新的公司，在生产、领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买卖，牟取暴利，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正是由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加之敌对势力利用了群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不满情绪，并使之激化和尖锐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六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1）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敞开，各种信息大量涌进，西方文化加速传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中国人来说，真有点儿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又受到几十年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西方大潮如此急剧涌进，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回应。
最初的回应是矫枉过正，过分崇尚西方，盲目接受西方。在青年人中间，从服装到发型，从生活方式到行为规范，都以模仿西方为时髦。
此次西方大潮涌入中国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遭遇空前的大挑战，而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兴旺时期，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促使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弹，由过去称为“水深火热”“罪恶深重”的西方世界到对西方的崇拜达到了近代少有的程度。真有点儿如鲁迅笔下所批判的“认为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勇敢正视所犯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并公开支持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使党内外的思想生动活跃起来。但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失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最典型的是北京1978年底出现并越来越露骨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一些人耸人听闻地喊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人甚至提出要“美国的卡特政府来治理中国”。他们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等。而在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非但不制止，反而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使这种“民主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针对这种危险的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他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在1982年写入了中国的宪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该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10年斗争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在详细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后，阐明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斥了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各国人民在资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的颓废的东西。”
〖JP＋1〗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官员开始利用价格的“双轨”制搞“权力寻租”，被群众称为“官倒”的腐败现象开始滋生。整个中国，不满的情绪在酝酿，对共产党的信任度在下降。据寻租理论专家胡和立的研究成果，在价格“双轨”时期，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比例的40《Times New Roman》，总量可达几千亿元以上。这是滋生大量腐败分子的可能空间。
1985年9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之后，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学潮迅速波及不少大中城市。
面对学生的示威活动，中国高层感到震惊。邓小平告诫说：“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他为此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是：用西方式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执政；用西方的流行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式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讲话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根据中央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地疏导，学潮很快平息。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的许多工作失误所造成的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暧昧的结果，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作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这一科学论断，为理解我们党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这5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尤其是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Times New Roman》，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很多群众的不满。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不满情绪在加剧，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仍在受穷，腐败日益严重，劳动报酬和工作实绩不能挂钩，民间流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六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2）
由于物价的连年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加剧，诱发了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连食盐都有人抢购和囤积。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进一步加剧。
鉴于上述情况，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此攻击党的领导，推行他们全盘西化的政治立场，妄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加之，此时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加紧向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加影响，一时国内外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甚嚣尘上。1988年末至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明目张胆地搞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终于酿成1989年发生于北京的“六四”风波。
北京“六四”风波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四”风波平息后，党于1989年6月下旬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重要的调整，选举了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证明。
从中国共产党临危不惧，成功平息“六四”风波的事实看，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是任何敌对势力难以摧垮的；但是，这场斗争也充分暴露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部分党员卷入了动乱，甚至有的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一些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放弃领导责任，个别的甚至支持动乱。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成了很多干部群众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1989年“风波”后告诫全党，对腐败形势的判断不可盲目乐观。“风波”刚过的6月6日，他就在中央会议上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89年9月16日，他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事实上“腐败现象很严重”。“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ZW（〗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ZW）〗〗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一节 “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1）
中国的“人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可谓根深蒂固，高举民主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也难免摆脱它的束缚。深受“人治”切肤之痛的邓小平，下决心走出“人治”的怪圈，坚持趁自己还健康的时候从舵手的座位上退下来。
江泽民同志接过中国航船舵轮的时候，航道上阵阵狂风巨浪，天空浓云密布，雷雨交加。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从国内环境还是从国外条件来说，中国还没有陷入过如此的低谷。对于当时的压力，江泽民同志后来回忆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国内经济方面来说，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投资摊子越铺越大，到处需要钱，印钞机昼夜不停地转。结果物价上涨过猛，诱发了抢购风。抢购风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
流通领域也非常混乱。各种名目的公司亟待撤并，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倒”亟待治理。
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大包干”几年的好势头之后，开始徘徊，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与城里人的反差逐渐加大。
人心浮动，各种麻烦交织在一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面前。
在国际方面，由于“北京政治风波”，招来以美国为首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阻止贸易洽谈，取消贷款项目，利用“人权”问题拼命攻击中国。
不过，中国已敢于说“不！”邓小平对外宣布：“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我们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制裁还是够格的。”
“北京政治�
